再读《醉翁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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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欧阳修之《醉翁亭记》，系古代散文名篇。此前读过多次，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此番再读，连续三天于每早默写一遍，始觉渐入佳境。方晓古人抄书，实为精读之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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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 |+ W, W5 b6 ?1 i　　为文，贵有真情，妙在活法。《醉翁亭记》之所以引人入胜，除文辞优雅、移步换形、多点聚焦、情景交融之外，盖因其蕴含着极富感染力的诗化韵味和旋律。通篇四百几字，而字二十五，也字二十一，乐字十。仅此三字，即占篇幅八分之一。也字乐字自不必说，提及而字之用法，不禁想起前人为之总结出的规律：“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而已而已。”欧之文笔，真个将而、也妙用到了极致。顺手拈来活用“而”，助拓意境空间并将辞意推出涟漪；随心变换“也”之顿结为纡徐，舒缓涟漪并延长句意，一波未平一波起，“乐”在其中荡漾绵续。悠然从容，曼声咏叹，旷逸自得，共乐融融。莫以为作者朝往暮归尽放情于山水之间，其四时之景之乐乃“笔补造化”也。一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为文之意亦不在亭。

/ U* b$ m8 n  G1 L+ Z! C　　自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始，范仲淹等人力主改革政治，推行包括“明黜徙、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严加考核内外职官，无功绩者不得升迁；严选各路监司，不称职者勾去班簿；更定荫子法：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非年过十五，弟侄非年过二十，不得荫官”等一揽子新政，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核心与根本，遂遭猛烈攻击甚至陷害和诬告，于庆历五年（1045）被贬离朝廷。欧阳修曾为之上书辩解论救，亦于同年遭诬被贬，以右正言知制诰的身份谪知滁州军州事，走马下任滁州之行政、军事长官，是年39岁。庆历六年（1046）六月，欧阳修于滁州任上写就《丰乐亭记》，“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修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矣。”“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欲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欲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是年九月间，已谪知邓州的范仲淹，为遭受牵连而先于庆历四年（1044）春谪守巴陵且“豪迈自负，罕受人言”的滕子京，撰写了具有规劝之意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是淳民情、顺民意、厚民俗、美风欲，与滁人共乐无事之安闲和岁物之丰成；范仲淹是宽胸怀、放眼量、忘宠辱、多仁爱，民不有乐而天下岂能有乐。二者用心，异曲同工，笔端之乐，意在安民。民安则国泰，国泰则世盛，世盛则繁荣，繁荣则国富民强。《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皆成文于庆历六年（1046）夏季，前者当撰写于后者之后。“醉翁之意”何止“不在酒”，为文之意又何止不在亭，其情理蕴涵于上下数千年之久矣。若当时诸君子之所思、所想、所为皆如范、欧之徒，则宋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5 }4 J- V. v% R　　走笔至此，感慨万千。时下所提倡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九字方针，其用心亦在稳定社会，以图富国强民。范、欧二人倘有幸同生于今时，就其胸襟、德性、思想、才能、主张、践行而论，或亦能赢得民众之拥戴。然而，范仲淹所力主推行的政治改革方案，即便放到今天，也同样会遭遇到各种障碍，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有点脱离官场现实。欧阳修是否会放弃与民同乐的做法，于好山好水中造几处景观，圈起来卖门票赚钱，以追求经济效益并彰显政绩？亦未曾可知。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迄今为止，他们尚入不进所谓的精英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