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庭亲情往事：家风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1 09:30:43

万里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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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1916年12月生，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40年后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7年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50年6月—1954年9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4年—1955年4月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6年5月—1958年2月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3月—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58年8月—1966年6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9月—1977年11月任北京第二至四届政协副主席。1973年5月—1975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1月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1月—1979年12月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政委。1980年4月—1988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1982年5月兼国家农委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86年荣获“奥林匹克勋章”金奖。1993年6月被世界桥联和北美桥联授予主席最高荣誉奖和世界冠军金牌奖。曾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公共服务荣誉博士学位，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被加拿大里加纳大学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现担任中国网球协会和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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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1 09:33:12

齐鲁之风熔铸万里

　　一

　　一夜春雨，净洗京城，这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中南海最美的时节，清晨、清风、青绿，一路静谧。

　　万叔鹏怕我找不到，专门到门口等我来了。这个小院，原是朱德同志的住所，紧邻毛主

席旧居“丰泽园”。此时，院子里的两棵玉兰开得正艳，那三棵有名的香椿树也已悄展芳容，花茎、菜畦，房前屋后，绿意盎然，生机一片。和眼前的环境相比，这所房子显得很陈旧，门窗、廊道一看就是多年前的东西，有的外墙体还有明显的裂痕。万叔鹏不好意思地说:“房子太旧了，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这个简单清静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的住宅，万叔鹏是万里同志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

　　　　　　　　　　　　　　　二

　　很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访过万里同志，那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万里个子很高，山东口音很重。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见到他时，89岁的万里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个子很高，乡音依旧。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1936年，20岁的万里，在山东曲阜这个圣人之乡，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战斗生涯。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1977年6月，第二次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万里离京，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开始主政安徽，由此也掀起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战役。

　　此刻的江淮大地，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万里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了解民生，倾听民意。腊月二十三，他来到淮北阜阳一个农村，看到农民临近年关，却在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万里震惊了。他难过地说:“我的老家东平离这不远，在我们那里，就是在旧社会，穷人过年也要吃顿饺子，你看《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激着万里，也引起了他长久的思考，昔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富饶之地，竟然凋敝至此，原因何在呀？

　　“民以食为天”，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深明的道理，然而，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当代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之后，开始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万里自觉地站在了潮头，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推动了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

　　万里政治生涯的“三大战役”，是他人生的华彩乐章，“三战三捷”既彰显了他的魄力，也成就了他的人格。

　　长子万伯翱说:父亲心中始终想着人民，他是一个有着坚定政治信念和理想的人，他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绝不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他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全家人都很钦佩他的政治操守。

　　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三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60 多年的共产党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开始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
　　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荣乐地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张，因而获得世界亚军的称号，一时成为中国和世

界牌坛的佳话。

　　万里的另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打网球的历史是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开始的。。

　　万里说，打网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网球场上攻防千变万化，是培养人判断力和勇敢顽强的工作作风的最好场所。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时至今日，年近90的万里依然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

　　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打到90岁再说。

　　淡出政坛的万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过着平常的生活。

　　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是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万里到大连的一个小岛上参观，看到岛上那种艰苦的环境，看到守在小岛上的工作人员那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他主动向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万里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网球，喜欢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饭，共享天伦。

　　　　　　　　　　　　　　　四

　　走进万里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边涛，原名边其馨，山东长清人，也是师范毕业。1937年边涛就参加了抗日部队。1940年，20岁的边涛和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结婚，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万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8点，中午12点，晚6点是规定的吃饭时间。

　　　　　　　　　　　　　　五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和著名的体操中心、登山协会在一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委员等职务，因而，我采访他时，他的办公室还在这座灰色的大楼里。

　　外界都说万伯翱有名声，人缘好。进门时，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老万。”话音刚落，年轻的保安和旁边一个不年轻的妇女异口同声:“四楼，最里的一间。”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时，先后就来了三位慕名求书的，其中两位来自河北，一位是体委机关的，万伯翱签名送书，很随和。可能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的结果，万伯翱显得黑、瘦，但很精神。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万伯翱对此体会尤深。

　　万伯翱从小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

　　如今，提起万伯翱，人们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记得他写过什么“文”。

　　国学大师陈寅恪诗说“自由公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因为，要写好文章，不仅要有爱，而且，更要有天下为公的责任心。万伯翱二者兼得，因而，文章自然不同凡响。

　　著名作家苏叔阳把万伯翱称为“阳光男孩”，说他:“坦荡、诚恳，没有架子。”

　　作家曹禺说:“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当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淳朴民风的类型。”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说:“万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费46000元都捐给了中华文学基金会，他达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高干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没有，这是很可贵的。这和万里教子有方有关系。”

　　贺龙元帅生前曾说:“万伯翱是干部子弟的榜样。”

　　如果让我来评价万伯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大方之人。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

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万叔鹏说，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我们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我们做什么。

　　六

　　女儿万叔鹏是个清晰而透明的人，讲话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有一次，我和妈妈说他不懂得随风而变，是“二杆子”，他生气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怎么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欢搞排场，凑热闹，有时固执得让人很尴尬。记得他还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次到外地视察工作，一下车，当地领导把他迎进了一家餐厅，准备宴请他。结果他当时就火了，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由一个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学校里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标语，她被限制自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七

　　勤俭持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治家理念。万里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带孩子，缝洗衣服。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惮、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孩子们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屋里挂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在中南海，万里家中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东西，一个是院子里的小菜园，另一个是院子里的三棵香椿树。

　　父亲被“四人帮”迫害关押了两三年，直到周总理主持了四届人大，小平同志在中央主持工作时，才将年富力强，渴望为人民工作的他，任命为铁道部长。那时真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6年春批邓时，老爷子第二次被打倒，老奶奶担惊受怕也去世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父母调到安徽工作，那里的住处没有了香椿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母又调回北京工作，中南海新院子里又神奇地出现了几棵香椿树（有两棵可能是妈妈请人专门移过来的），从此，每年春天全家又恢复吃香椿和腌制香椿芽咸菜的传统小高潮。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1 09:36:01

李德生履历

　　李德生，1916年生，河南省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任师交通队员、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129师任连长、营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及二野旅长、师长。抗美援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1954年任12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次年任军长，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8年起历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

武略文韬传家风

　　　　　　　　　　　　　　　一

　　一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李德生回忆录》，洋洋31万字，详尽记录了将军辉煌的人生。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山村放牛娃，到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少将、上将;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到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李德生将军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充满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一口气读完这本大书，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位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大将军！也是一位宅心仁厚、德高望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德生与夫人曹云莲相濡以沫，忠贞不贰。他们共生育了六个子女，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今，子女们不仅继承了两位老人所追求的革命事业，从文从武，各有所成，而且，也把他们那种爱国爱党、敬业笃学、朴实敦厚的将门家风承继了下来。

　　李德生戎马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战斗，红军时期的“八庙垭战斗”，抗日战争时的“百团大战”和著名的“响堂铺战斗”，解放战争时期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刀劈三关战襄樊”，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以及解放后他组织创造的“郭兴福教学法”，对国防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预备役部队建设等，这些闪光的业绩，构成了他军事生涯的光辉历程……

　　 “文革”期间，李德生坐镇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他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成功地制止了芜湖的武斗，稳定了安徽的局势，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同样，在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中，他协助周总理运筹帷幄，处变不惊，稳定了大局。这中间他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令人钦佩。

　　李德生说:“贯穿我60年斗争历史的基本信念，是共产主义思想。”

　　“当战士时，张国焘路线开除我党籍，我三过雪山草地，靠什么，靠理想;当党中央副主席，江青点名批判我，我没有被压服，靠的还是理想。”

　　二

　　李和平是李德生的长子，和李德生一样，他也是军人出身，打过仗，负过伤。

　　我们在李和平办公室外间的小会客室里见到了他，李和平中等身材，腰板笔直，讲话很有节奏。谈起父亲对他的影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李和平没能走进大学课堂，他遵从父愿，穿上军装，走进了部队这个特殊的大学，开始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革命军队中的一名战士。

　　但是，读书的梦想却一直埋藏在心底。李和平回忆说:“恢复高考以后，我很想上大学，那时在部队上大学，也还比较容易。”

　　为此，李德生专门打电话给李和平所在部队的领导说:“李和平不能去，他应该在基层好好锻炼，不能搞特殊化。”

　　李和平说：“其实，那根本算不上是搞特殊化，当时许多人并不想去读书上大学，一是当时基层的学习意识并不很强，不像现在。就像我当兵时一样，那时没有人想去当兵，只是后来到‘文革’期间，因为有个上山下乡问题，所以大家都想去当兵。二是你要上学了，回来以后你的位置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大家对上学并不很热心。”

　　李和平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

　　 “我觉得社会上可能有些人对干部子弟有些偏见。在前线，真正的高级干部子弟，不管平时他表现的怎样，或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的甚至还有像《高山下的花环》中描写的那样，但绝大部分的人，在当时是挺身而出的，是在用自身的行动和表现，证明自己的基本觉悟和军人价值。实现从父辈身上继承下来的热爱祖国，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保家卫国的精神。这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高明，只是我们有这个机会而已。”

　　摘下发白的军帽

　　轻轻走到他的墓前

　　压抑住满腔的热泪

　　倾吐着激情的语言

　　唱起朋友

　　寄托我们深深的怀念

　　……

　　这是“文革”前后在青年中流行很广的一首诗中的头几句，这首诗没有署名，没有作者，但却在年轻人中广为传诵，就像山坡上那一排排烈士墓，人们也许根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人们却不应忘记他们为祖国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就让我们用这首无名的诗，来向那些无名的英雄献上我们的祭言。

　　三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战功卓著的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一个穷山村出身的放牛娃，就这样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其中除了他在战争中军功显赫之外，他在和平时期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求学意志，也非常人所及。这也就不难理解，李家虽是将门，但却屡出学子的故事。在他的六个子女以及孙辈中，有学士，有硕士，也有博士，几乎人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学有所成。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到“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家风育学风，这不得不让人对李家刮目相看。

　　毛泽东曾断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酷爱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李德生成为全家人学习的榜样。在李家，学习成为第一要务，身为将军夫人的曹云莲老人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认真“督学”。

　　“谁不努力学习就罚站、检查、反省，”曹云莲笑着说:“也打孩子，但一般打的不多，

主要是罚站。这是我发明的。李德生顾不上，有时候还给他们说情。”

　　谈起四个女儿，曹云莲老人家很是自豪:“四个女儿有三个是学医的。”

　　在李家四个女儿中，只有小女儿李优优不是学医的。

　　李优优肤色白皙，性格文静，她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法语专业，“文革”后，第一次招考公费留学生，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派留学生，在法国留学三年，学习法国文学。

　　和现如今的许多留学生们不一样，李优优的留学生涯要清苦许多。

　　我们问她说:“你出国留学，家里没有资助点费用？”

　　李优优说:“他们一分钱没给我，他们也没有钱，我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者家庭，他们俩当时的工资还没有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高，哪有钱资助我去留学呀。”

　　“我们是和法国政府交换的奖学金项目，法国政府给我们有奖学金，但这笔钱不发到我们手里的，一个月只有25法郎的零花钱，主要用于买些牙膏、毛巾等日用品。”

　　孝顺的李优优不仅没有花父母的一分钱，而且还省吃俭用，给父母带回一台彩色电视机。

　　“父母给你写过信吗？”

　　“写过，我们当时不在巴黎，那时也没有电子邮件、传真、电话，只能写信，而且只能通过外交信使，所以通信也很有限的。爸爸工作很忙，一般都是我妈代笔，他们在信里反复嘱咐:要好好学习，珍惜时间，做人要做好人，不能对不起国家，不能对不起人民。”

　　李优优遗憾地说:“我们住的是学生公寓，放假时就要搬出来，由于经常搬家，居无定所，他们给我写的信都没有保留下来。”

　　“你和父母讲过这些吗？”

　　“没有，我基本上都是报喜，告诉他们学习、身体各方面都好，过去父母亲他们的学习条件更差，比起他们我们不算什么。我们那一批人都很用功，很辛苦，没有游手好闲，遛遛逛逛的，一方面考上不容易，二是要对得起国家呀，国家还要付钱的。”

　　李优优说:“你学的是人家的语言，在同等的条件下还要和人家竞争。不努力咋行？我们晚上几乎没有12点以前睡过觉，早上还要上课，全靠咖啡撑着。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父母要求的就是只能增光，不能抹黑，只能干好事，不能干坏事。”

　　“是不是你的家庭让你感到有压力。”

　　李优优含着眼泪说:“你说是压力，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渗透在血液骨头里。我不觉得是压力，你出去不是风光去了，你还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背后有我的爸妈，我不能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不能给家庭抹黑。”

　　李德生曾说自己一生是与书为友，与书为伴，他给女儿的传家宝，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本字典。

　　四

　　古人曾讲:“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就是要求做父母的作风要正派，思想要纯正，言行要为儿孙做出表率。

　　“文革”期间，奉命平息安徽芜湖武斗事件的李德生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解放军支‘左’不支‘派’。”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也可以“泰山压顶不弯腰，无故加之而不惊”。这种精神与封建社会所谓“大丈夫”的能屈能伸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四人帮”被粉碎后，历史还给了李德生、曹云莲、李南征一个公道。

　　　　　　　　　　　　五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给子孙留下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百年忠告，言犹在耳。

　　李和平说:“父亲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宽厚的人，做一个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人。”

　　李优优说:“在我们家，言传有，更多的是身教，他们自己做事就是这个样子。潜移默化的，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个好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曹云莲老人家欣慰地说:“我们的孩子都是很听话的，工作上都能认真负责，不管在哪个单位，没有一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老人家的话语简单而朴素，但是，说明了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

　　党有党风，民有民风，家有家风。家风，就是家庭成员间的言传身教。对于李和平和他的弟弟妹妹们来讲，忠诚于党的事业，热爱祖国的信念，是他们从父辈身上继承下来的精神血脉，这种信念不会因工作环境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而放弃。因为，它是侵入心灵和肉体的基因，它时刻在提醒着你，不要忘记一个革命者的责任，不要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1 09:38:39

乌兰夫履历

　　乌兰夫(1906—1988)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1923年12月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31年起兼做兵运工作。1936年2月，策动在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举行抗日武装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19

40年党中央将他调回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7年成功地主持了“五一”大会，胜利地宣告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

　　1947年至1949年，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积极从事国务活动，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1988年12月8日，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1 09:40:28

数风流人物看天之骄子

　　一

　　乌兰夫有八个子女。第一位夫人云亭，生育了一女三男。抗日战争时期与云丽文结婚，生育了三女一男。八个子女中有从事行政管理的，也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有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新闻工作的。他们都继承了父辈开创的革命事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事业有成。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乌兰夫的二儿子乌可力和乌兰夫的三女儿云杉。乌可力从事的是

科学研究工作，而云杉则是新华社的主任记者。

　　乌可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从小就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后来又在军事学院读书。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

　　乌可力身穿米白色西裤和褐黄色短袖衬衣，腰板挺直，昂首挺胸。他头发全白，但梳理成形，形似斯大林，尤其是笔直鼻子下一排硬扎扎的胡子，特别引人注意。

　　“您的胡子很漂亮呀。”我们的采访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乌可力笑道:“我那时去见贺龙，贺龙也这样说。那时学生不能留胡子，贺龙说你去跟陈赓院长（哈军工）说，我批准你留胡子。回去我真那样说了。”

　　“那时您多大？”

　　“我19岁。”

　　“从19岁留到现在，一直没变？”

　　“没变（形状）。”乌可力脱口而出，但马上幽默地补充说:“从黑的变成白的，白的以后就该变没啦。哈哈……”

　　现在长成的参天大树，当年就是一棵不平常的小苗苗。

　　乌可力的童年是苦难的。父亲乌兰夫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长年奔波在外，下落难明。乌可力和姐姐云曙碧、哥哥布赫、弟弟乌杰从小就是“野孩子”，除了由母亲云亭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父亲只能给他们以革命的影响，而无法进行耳提面命的教育。

　　二

　　“大姐云曙碧在呼和浩特，原来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后在红十字会工作。国家红十字会还发了个号召:学习云曙碧精神。她特别能吃苦耐劳，跟我母亲特别像。”

　　云曙碧从小就给父亲乌兰夫等地下党放哨。1940年3月加入党组织。1944年3月至1945年8月，曾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解放后曾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副主任，哲里木盟盟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盟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迫害。1972年6月，平反后任哲里木盟盟委副书记、副盟长，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厅长。

　　1987年5月至今，云曙碧一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扶危济困的事业中。在她的领导下，内蒙古各级红十字会累计募集救灾款物2亿元，救济了数以万计的灾区群众，并完成了74个灾民新村(5389户)，31所红十字学校，20所医院和卫生院，9个卫生室，1所养老院，410户牲畜暖棚等一大批重建项目。由于云曙碧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她3次荣获全国先进会员，2001年被国家人事部、中国红十字会授予“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先进工作者”。

　　乌可力的大哥布赫，1926年３月生，又名云曙光，1942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大学民族学院毕业，大学文化。布赫长期在内蒙工作，有着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他是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政务之余，布赫喜欢挥毫泼墨，写文作诗，他已经出版有:《布赫文丛》、《布赫诗集》、《布赫文艺论文集》、《诗海纪行》等250多万字作品。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乌可力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的，饱受生活的磨难，但他在逆境中以父母亲为榜样，向父母亲看齐，自觉自强自立，取得不凡的成绩，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乌兰夫的家乡土默特旗是中国北部最早受到革命影响的地区之一，蒙古族最早的共产党员就是从土默特旗出去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土默特旗籍的青年参加了革命，因此，反动势力对这个地区人民的迫害也特别残酷。乌兰夫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加革命后，他的家三次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焚毁，担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长的幼弟云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株连的不但有他的家人和亲属，也有从没见过的乡亲。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乌兰夫的家乡，有200多人先后离开了家乡，参加了革命。

　　乌可力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说:内蒙古是土家村、云家店什么的，说姓云的在内蒙古当官的特别多，为什么？我说:他们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了，你们不参加嘛。那个时候跟共产党走，可是要提着脑袋的。”

　　 “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一家人也没有逃脱厄运。

　　乌兰夫被污蔑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被软禁起来，同夫人云丽文一起被送到湖南长沙，和外界失去一切联系。乌可力的大姐云曙碧被投入监狱，哥哥布赫也遭到迫害。

　　 “1967年9月初，我失去了父亲的消息。那时我还在东北，后来借大串联的机会，坐火车回到北京。当时我穿着军装，行动比较方便。”

　　到北京后乌可力才知道父亲已经被关了起来。他回到家里，发现只有秘书等少数工作人员还在，但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关在哪里，大街小巷里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满天飞。关于乌兰夫的大字报，他特别留意看过，都说乌兰夫是反党集团，是什么“特务”“间谍”。乌兰夫曾留学苏联，现在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与苏联有过关系的老革命、老干部就很方便地被戴上了“间谍”、“特务”的帽子。乌可力很想当面问问父亲真相。

　　“我问秘书，首长呢？他说他不知道。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突然来了个电话，原来是父亲！他说他在总参第五招待所。”

　　乌可力骑着自行车找到了总参五所。

　　原来是周总理把一些老同志接到那里，变相地保护起来。

　　“幸好我那时穿着军装，到了五所，我直接进去了，战士给我敬个礼，说首长你找谁？那时我父亲改名叫王自力，我说王自力首长在哪儿？他说在三楼，我就上去了。上去后，我父亲正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一眼就看到那熟悉的背影。”

　　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父子2人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长谈，这不是普通的家长里短，更不是一般生活上的嘘寒问暖，而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关于革命、关于未来的内心交流。

　　在“软禁”乌兰夫的办公室里。乌可力问爸爸:“大字报说你反党，这是真的假的？”

　　乌兰夫说:“那是造谣，没有这回事情。如果我反党，是叛徒特务的话，我也不会走到现在。”

　　……

　　乌可力说:“这次党内斗争怎么这么严酷呀？”

　　乌兰夫深有感触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他顿了顿又说:“你们要相信党，要活下来，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乌可力以为父亲会讲出一些政治原则或什么应对方法，谁知父亲却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健康比赛，能活下去，就能说明真相。”

　　望着疑惑不解的儿子，乌兰夫特意叮咛说:“你回去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话，告诉那些受到误解的同志，让他们注意保重身体，把这场健康比赛坚持到最后……”

　　乌可力感慨地说:“他是一个老党员呀，看得多远多透，我们当时哪儿知道。”

　　担负职责的乌可力离开乌兰夫的“软禁”处之后，立即找到他熟悉的一些领导和干部，转达了父亲的意见，叫大家都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与“四人帮”进行一场“健康比赛”。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领导人，乌兰夫用一句简单的“健康比赛”，及时提醒和帮助了许多老干部走过那段黑白颠倒的历史时期。事实证明，乌兰夫的一席话的确有先见之明。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却因为此事被关了四年监狱。乌可力说:“后来，有人把我揭发了，说我传达乌兰夫的‘黑指示’，抓起来以后，把我放在监狱里关了四年。四年以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最后跟我讲，‘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把我放出来了。”

　　“你这段经历，你父亲知道吗？”

　　“我没讲过，包括我哥（布赫）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我关了四年监狱。我不想给他们讲，一讲大家都挺难受的。1978年，我已经调到八机部了，沈阳市公安局才来给我平反，把我挨批斗的照片都给我送过来了。”

　　讲到这时，乌可力摘下眼镜，悄悄地擦拭去眼角的泪水。

　　四

　　云杉是新华社《了望》周刊的记者，她是乌兰夫同志的第3个女儿。在新华社第二工作区的办公大楼里，我们见到了她。

　　云杉1977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工作。80年代后期调到《望》周刊，负责军事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业余时间，云杉喜欢创作小说。

　　云杉说她非常崇尚理想主义者，她所说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仅仅有理想和信念，而且必须为了理想而付之于行动，能够牺牲自己的一切，并为之奋斗终身。她说她的爸爸乌兰夫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妈妈云丽文也是这样的人。

　　“我妈妈是很能干的，也是很有才气的人。但是她一生都奉献给了最琐碎的工作，而且无怨无悔。”

　　在乌兰夫这位伟大的父亲眼中，如果把孩子比做树木的话，他看到的和关爱的是一片森林，而不仅仅是自己家里的几棵小树。

　　退休后的乌兰夫，终于能够拉着外孙女儿的小手在院子里散步了，只有这时，这个伟大的革命老人才有闲暇，享受一下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乌兰夫去世时，云杉的女儿咪咪才8岁。现在这个从小不爱上幼儿园的咪咪，已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正在国外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

　　　　　　　　　　　　　　　五

　　1987年，乌兰夫作为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最后一次回到内蒙古。离开内蒙的前几天，他来到了坐落在鄂尔多斯草原的成陵。

　　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的普通农民的儿子，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乃至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心中，如何享有如此崇高的信任威望呢？

　　云杉说:“我极为震撼。群众对他那种崇敬，我认为只有共产党员做到位了，才能这样。他本人就是个学生出身，他没有任何背景。”

　　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乌兰夫为了人民的利益战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他不知道索取，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这个字。

　　乌兰夫去世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伍修权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他评价乌兰夫是那种从来不会向组织伸手的人。

　　 “在你个人的终身大事上，父亲过问吗？”

　　“那他是很民主的，但他要求人品好，还有个特别要求:是党员。”

　　“我这人也很奇怪，觉得要不是党员，那就太土了。连党员都不是，那怎么行？”

　　说到这一点，云杉也为她这种择偶标准感到好笑。

　　云杉牢记父亲的话，绝不做眼高手低的人。

　　　　　　　　　　　　　六

　　1992年，一座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巍峨建筑，落成在呼和浩特市西郊植物园内，这就是“乌兰夫纪念馆”。

　　纪念馆展览面积1400余平方米，分为序厅及八个展室，两个展廊，最大展线长度近1000米。序厅正面为高3米的乌兰夫汉白玉坐像，左右两壁上为四组高5.5米，宽3.5的大型仿汉白玉浮雕，以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和各族人民大团结为内容，刻画了乌兰夫在65年的革命生涯中为祖国统一、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各族人民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展现了乌兰夫光辉战斗的一生，像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一样，共产党人乌兰夫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家风需要传承，家风必然传承。

　　这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他们之间除了血脉相连，凝聚他们的还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不论受过多么大的委屈挫折，他们始终站在党旗下，为党的事业奋斗着，奉献着。我们接触到的乌可力、云杉，他们都很坚强、真诚、朴实，他们是革命者的后代，也是党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我们敬佩他们那种坦荡的胸襟和战士的个性，也由衷地祝愿他们松柏精神，山高水长。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1 09:41:09

廖承志履历

　　廖承志（1908—1983），广东省归善县鸭仔乡窑前村（今惠阳市陈江镇幸福村）人，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通晓5种外语，擅长书画、诗词、戏剧。在孙中山、宋庆龄和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教育、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大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1928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2年，在荷兰、比利时、德国汉堡等地组织领导海员运动。1933年在上海被捕，经何香凝、宋庆龄等人营救获释。

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左”倾路线，遭张国焘拘捕，带着手铐参加了长征。1936年冬到达陕北后，在红中社（新华社前身）负责外电编译，1937年3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参与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1938年初至1942年初，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在韶关被捕，先后被关押在江西马家洲集中营、重庆渣滓洞等地，1945年6月被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1月获释后，历任中共南方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长期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他在反对侵略势力、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尤其具有重大影响。他历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副会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政务院（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华侨大学校长，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外交部顾问，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外交部党组副书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全国侨联名誉主席，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方委员会主任，宋庆龄基金会顾问。第七、八、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六届人大主席团成员并获国家副主席提名，第一届政协委员、常委。1983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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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7-5-1 09:44:52

胸中有丘壑无私天地宽

　　一

　　暮春时节，柳暗花明。

　　我们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很普通、很平民的小区里，寻找着廖承志的女儿廖茗(笃笃)。廖承志夫妇生育了四男三女，廖茗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她有一个独生女儿，已经成家立业

了，这一天正好是母亲节，女儿就把廖茗接到家里来孝敬孝敬，这样我们的采访就在她女儿家里进行了。

　　因为路上堵车，我们稍迟到了几分钟。按响了门铃，一位朴素而清瘦的女士，应声开门。她就是我们要专访的人物：廖承志的女儿廖茗。

　　翻开中国近代史，人们会惊讶的发现，廖承志一家是一个特殊且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庭，一个多世纪以来，廖承志一家三代出了5位革命家。

　　廖承志的祖父廖竹宾:是反清革命志士，早年参加了当地反清的“三合会”，并参加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三合会起义”。

　　父亲廖仲恺:早年跟随孙中山，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以及两次“护法”运动。他力主“国共”合作，最后，倒在了国民党右派的枪下，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母亲何香凝: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最早的女会员。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她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

　　廖承志: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少年丧父，后随母投身革命，他先后坐过7次半牢。头4次是在外国，3次在日本，一次在荷兰。后两次是在国内被国民党逮捕的。在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只有他是带着手铐走完长征的。

　　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精通日、英、法语，被誉为“红色翻译家”。

　　一个不恋富贵，不求权势，前仆后继，矢志革命的家庭，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并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一家先后又出现了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何香凝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是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儿子廖晖则是现任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新中国的史册里，祖孙三代人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廖家也是惟一。

　　一串闪光的名字，一个奋斗的家族，翻看廖家的历史，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一家人的革命历程跨越了中国反封建反压迫的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曲折坎坷的建设时期，他们为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而奋斗的足迹，始终没有停止过，他们追求理想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不管国事怎样变幻，家庭如何沉浮，但是，爱党、爱国，争取民族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为家传，代代相习，不曾中断，成为这个家族奋斗的主旋律。

　　廖家一部家庭奋斗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这一点在当今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二

　　金陵无限好，来到正清明;

　　信笔纪心事，鲜花唁老亲。

　　1983年4月清明节，75岁的廖承志最后一次来到南京钟山南麓天堡城下为父母亲扫墓，这是他每年的必修课，同时，他也写下了他生平所作的最后一首诗，一个多月后，廖承志在北京驾鹤西去。

　　四

　　廖承志和蒋经国是当年被人们称为“国民党三大公子”中的两位，相同的是，二人都是名门之后，都承继着前人的荫育和志向，不同的是，二人所走的道路同中有异:身为国民党元老之后的廖承志是先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并从此一生跟共产党走，百折不回。而蒋经国则相反，他是先入共产党，再入国民党，在苏联还曾宣布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但是后来则背离了共产主义信念，并“世袭”了“蒋家王朝”的天下，在台湾继蒋介石之后接任“总统”。但有一点他还是值得后人敬重的，那就是他始终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反对台独。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时隔58年之后，廖承志像他的父亲廖仲恺一样，尝试着再次开启国共合作的大门，一封公开信，一颗赤子心，言及理至，语近情出。廖承志上承父意，下表民情，于公于私，合情合理。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振兴民族大业，应该说这是他父辈的愿望所系，也是民族的福祉所在。

　　公开信一气呵成，举世震惊，有人评论说:“此信写得文采斐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丝丝入扣，确实令人印象极深。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但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予以鼓励和劝慰，有相当程度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文章发表后，经过几年多方努力，蒋经国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五

　　廖家是有名的忠孝之家，廖承志则是有名的孝子。

　　 “百行孝为先”，为国尽忠，为家尽孝，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每个中国人从他步入社会的那天开始，就接受着这个标准的检验，在“国”与“家”的轮回中，经历着道德和理想的拷问，出则忠于国家，入则孝敬父母，这是为人之道，也是事国之经。

　　其实，孝子廖承志对自己的孩子要求是很严格的，廖晖早年在哈军工上学时，廖承志要求他和其他学员一样，严格遵守学院的规定，不得有任何特殊。但是，何香凝这位奶奶却十分疼爱孙子。她有时会给孙子悄悄地送点零食，廖晖遵照父训和校规，不敢收奶奶的东西。后来学校知道后，变通了一下，允许他收下奶奶给的东西，但是应该和同寝室的同学一起分享。这一下，同屋的可沾了光了。

　　一次，外孙子于砚文在家里对炊事员老梁发脾气，此事让廖承志知道后，他严厉地批评了于砚文，并要求于砚文写一份检讨，并且要送给他看，经他认可才成。经过三次修改，于砚文的检讨终于被通过了。接着，廖承志亲自带着于砚文来到炊事员老梁的房间，让孩子当着老梁的面，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检讨书，得到了梁爷爷的原谅。

　　教育家斯宾塞曾经说过:“野蛮产生野蛮，仁爱产生仁爱，这就是真理。”

　　六

　　忠孝传家，书画继世。母子同绘，举世罕见。

　　1995年5月13日，何香凝美术馆经中央批准兴建，1996年3月1日动工，1997年4月建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

　　美术馆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它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级美术馆，也是继中国美术馆之后的第二个国家现代博物馆。

　　长征途中，廖承志的绘画才干，曾救过自己一命。同时，廖承志还在沿途画了许多肖像和风景，其中就有朱德和刘伯承和其他革命者的肖像画，只可惜，这些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现在都已失落，否则该是多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啊！

　　擅长绘画的廖承志也喜欢以画“言志”，以画“励志”。1979年5月，他率“中日友好之船”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为中日友好议员联盟滨野清吾会长创作了一幅《自画像》——熊猫。这只“熊猫”却不一般:它双脚直立，挺胸凸肚，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笑容可掬，俨然一位和平友好的使者。这是廖公，这就是世界人民友好使者的“中国形象”！

　　在采访中我们深深地感到，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这个家庭始终保持着一种民主、开明、快乐、和谐的气氛，而支撑这种温馨的基础就是浓浓的亲情。

　　众所周知，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天然细胞，既是每个人成长的摇篮，又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载体和缩影。对于家庭所有成员来说，它也是一个小社会，其成员之间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各自的习惯、志趣、品格、气质、作风相互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激荡砥砺，很容易形成一种共同的理想、志趣、品质、人格、信仰，并世世相袭，代代相传，成为一个家族世代传承和恪守的传统习惯，这就是家风。

　　从古到今，家风好，则人心正，父母慈，儿女孝，婆媳睦，妯娌和，子孙贤;家风不好，则父母恶，子不肖，孽孙生。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家族中世代为官，司马氏家族流传的一首传家诗很有特点，足以为鉴:

　　诗书是家魂，

　　俭廉是福根;

　　不出骄奢儿，

　　司马运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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