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iceinsummer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那是十分简单
9 ]" B1 H! X  P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
- P# k  Z5 C6 w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近２５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
& E% \" |" \+ D) U( g/ b( v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 R5 \0 V6 [5 `. u: H" f    １９４０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到他家去看他，那
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
8 [0 U. w+ V$ C: y- r1 W# K: W0 n5 L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
! U* |' @: W* w3 j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里。再就是１９４７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
《云雀》，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这么
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么了。就是这三次见
" X' k9 o% f4 S& x/ t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
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
- h; ~% n- r! H' z% N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
表的吕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１９４７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人被国民
4 t% P7 r/ R9 n8 P* [+ u$ W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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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１９４２年，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
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
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
. j, d0 J7 A6 k2 h; h, @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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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0 j0 p$ K+ y- @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提意见，他回信倒
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
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
5 a: }. U: o- V' `% R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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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2 }- A) Q( g: s+ i0 C) e    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５３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持着联系，有时他
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
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
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
) Z8 @4 {: P3 E  H- c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
3 A: ]% k  S; |* T8 Y$ Q* Y" q' m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他也谈到了几年
6 @& P9 E, C9 N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
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
# F+ }6 g9 U, A& v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
* L4 I- B5 w0 R4 ?* Q1 d0 r( k  b7 o# H原转告我，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那
& }9 ^4 I9 x  Y- G. K2 ?正是１９５５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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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 l' T2 I- O5 M, M% I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的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
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
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
7 `' {8 _5 [3 k* n9 _  W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
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
& K8 S5 A7 F. C# Y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
2 y* Q1 a- g. o  n2 v3 @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
7 b5 W: p6 a" _, s) R4 [- N- m3 {, w- Z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
. v: H5 H$ f& P# E7 \- a! v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
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
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
3 q: K* R- r9 A' R; C* P, S7 F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
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
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
$ o& G; k2 P5 @9 t1 b5 o5 c+ L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
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
* s9 B9 }2 @1 U- o8 E0 o6 g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１９５５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
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
) Y; ^, G7 f6 E% j0 o0 [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
! N$ W% t0 h+ B- g/ t0 _$ N; Q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二十多
% G/ U4 |7 X: B+ b( k* M# G& f4 z& D年间，我就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
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从成都
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
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
2 M! k( N% S2 p7 R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
京。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于幻视、幻听被送
, P7 G' f/ w+ a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
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
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
& n* M1 y; A5 |# {9 ]& H登了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了他
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
9 Z9 p9 P/ Y- `. _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
2 T% I3 t7 L7 o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法呵！”
& Q) O$ ^' h1 V; w3 E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
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
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对有些事将信将
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
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由于幻视、幻听比
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
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辞走了。

! i: _* E6 W; R4 r  c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但他终于渐渐好
6 L! ^1 L) [0 s6 c7 H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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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说话。有时闭上眼
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
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１９８５年的元旦。我
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
还合照了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摇头，微笑着低声
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
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
8 X# x' }% l, k* s. v/ a# ?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
说，到医院去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
* o/ h7 Y9 D0 P; g- }对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回顾
5 X5 P( ^  L; O7 c4 V. K7 B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
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
3 _9 r8 \9 H1 \8 K3 y/ I, F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 p1 {0 A6 w/ d0 L产党，这几十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的
' p) V  O$ _. J) X! G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
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
  U$ I1 }4 _! ~2 A4 \  c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 q6 Q, E" R9 K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
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
3 r7 R2 ~/ d% B, d" Z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
; ?- E7 ^: y- S! i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３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１９８５年所写的《我的
悼念》一文改写的。

dmydxyaf

作者是谁啊？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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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书院，未标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