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裂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王者觉仁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4 22:58:53

　　　七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绝望的人(2)
　　　　
　　几天之后，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大唐帝国的臣民们都听到了一则消息：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皇帝颁布了一道真诚剀切的《罪己诏》。
　　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天灾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作态之嫌；而李适此诏则纯粹面对人事，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刻反省和强烈谴责，因而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草诏，但德宗李适的深切忏悔之状依然溢于言表。千载之下阅之，恍如犹在目前：
　　
　　……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怨气凝结，力役不息，……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诏书下达之后，“四方人心大悦”。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陆贽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迂阔的文人。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收拾人心的东西从来都不应该是虚的，而必须是对于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关注。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这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可能缔结的联盟，同时在此基础上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所以，与其说此诏是天子李适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勘乱形势不得不重新建立的一套战略构想。
　　
　　这道非同寻常的诏书一下，叛乱诸藩迅速做出了反应。
　　各方的不同反应颇富有戏剧性。
　　首先是朱泚。由于被锁定为唯一的打击目标，朱泚大为光火，决意回敬。可他业已称帝，还能有什么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呢？朱泚思前想后，最后挖空心思地把“秦”的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同时改元天皇。
　　这当然称不上是比称帝更有力的反击，但起码表明了朱泚与李唐对抗到底的决心。
　　紧接着做出反应的是王武俊、田悦和李纳。他们本来便已和李唐暗通款曲，如今又看见了朝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遂取消王号、上表请罪。
　　最后反应的是李希烈。
　　尽管他被天子和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可李希烈不会领这份情。因为在此刻的叛乱诸藩中，他的兵力最强、地盘最大、财用最足，而且又刚刚打了一连串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在此情况下，他如何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称臣？
　　他当然不干。
　　接到诏书数日后，李希烈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同时改元武成、设置百官。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可大唐的土地上却赫然矗立着三个政权。
　　该忏悔都忏悔了，该罪己也罪己了，可顽抗的还是在顽抗，想称帝的还是照样称帝，德宗李适委实无法预料——这新的一年将给他和他的帝国带来什么？
　　
　　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
　　这种人最有可能干什么？
　　李怀光的回答是——造反。
　　所以，尽管德宗李适一再催促他进攻长安，李怀光却始终置若罔闻。非但如此，李怀光还上奏天子，要求屯驻在东渭桥及长安外围的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等部移师咸阳，与他合兵一处。李怀光此举实际上是企图拥有节制之权，并伺机将唐军各部并为己有。
　　为了早日克复京师，李适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请求，命李晟等部与其会师。
　　李晟移师咸阳之后，李怀光的反叛之心日益显露，李晟惟恐被其吞并，遂数度上表，并在陆贽的斡旋和帮助下撤回了东渭桥。与此同时，陆贽也已察觉李怀光心怀异志，便奏请天子：让李建徽、杨惠元部亦移兵他去，防止李怀光突然倒戈将其吞并。可李适却说：“你的想法固然周密，可李晟一走，李怀光很可能已经怀恨在心，倘若再让李、杨二部离开，恐怕李怀光又有意见，反而难以调停，还是暂缓一段再说。”
　　二月下旬，李晟再度上疏指出：“李怀光反状已明，无论哪一天生变，都要早加防备，所以通往蜀中和汉中的道路绝不能被阻断。”李晟随即提出，委任他的部将赵光铣等人担任洋州（今陕西洋县）、利州（今四川广元市）、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派兵驻防，以防患于未然。
　　然而，李适却仍对李怀光抱有幻想，于二月二十三日下诏晋升他为太尉、增加封邑，并赐免死铁券。使臣进入李怀光军营宣诏，李怀光当着使臣的面把免死铁券丢到地上，说：“圣上难道怀疑我吗？担心人臣造反才赐于铁券，我李怀光又不想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是想逼我造反吗？！”
　　李适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遂下令加强奉天警戒，同时整装待发，准备一旦有变便移驾梁州（今陕西汉中市）。
　　二月二十五日深夜，早已和朱泚暗通款曲的李怀光终于撕破假面，悍然发兵袭击李建徽和杨惠元的兵营。李、杨二部猝不及防，李建徽单骑脱逃，杨惠元在逃往奉天的半路上被追兵所杀。二部皆被李怀光所并。
　　得逞之后，李怀光公然叫嚣：“我已与朱泚联合，李适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二十六日，天子车驾与文武百官仓惶逃离奉天，前往梁州。
　　看着前方漫漫的流亡路，李适的眼中写满苍凉。
　　因为天子看不见道路的尽头。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4 22:59:11

　　　八德宗皇帝丢了什么？(1)
　　
　　虽然扯起了反旗，可李怀光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他麾下的朔方将士普遍对李唐还抱有感情，所以当李怀光遣将去追杀天子的时候，三个将领故意在途中逗留延宕，放走了德宗；此后李怀光准备攻打李晟，三次下达动员令，将士们都不从命。他们说：“如果是打朱泚，我们一定效死；要是想谋反，我们宁死不从！”
　　除了部卒离心之外，李怀光和朱泚的关系也迅速恶化。
　　李怀光反叛之前，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泚致函尊其为兄长，并相约与他在关中称帝，愿为兄弟之国。可当朱泚后来发现李怀光的部众纷纷背叛，势力日渐削弱时，便又傲慢起来，竟然赐给李怀光“诏书”，以臣节相待，并打算征调他的部队。李怀光勃然大怒，可他处在李晟和朱泚的夹缝间，又不敢轻举妄动。
　　他担心进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遭到另一个的攻击。
　　万般无奈之下，李怀光只好烧毁营寨，纵兵大掠泾原十二县。把这一带掳掠得鸡犬不留之后，李怀光才率部东走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可当他走到富平（今陕西富平县）时，大将孟涉和段威勇却带着数千人突然掉头、投奔了李晟，随后一路上又不断有将士叛逃。袭取了蒲州后，李怀光命大将赵贵先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构筑城防，可赵贵先不久便又举城归降了唐朝。
　　李怀光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反叛之后不但没有象朱泚和李希烈那样割地称帝，前途反而更加暗淡。
　　可李怀光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无论前面是什么，都得硬着头皮走下去。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五月二十日，已被德宗任命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四镇节度使的李晟拟定了克复长安的作战计划，并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等部约定日期会师于长安城下，准备大举反攻。
　　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以西击败了朱泚部将仇敬忠，将其斩杀。
　　二十五日，李晟大军推进到长安光泰门（大明宫东北门）外。
　　二十六日，李晟军正在修筑工事，朱泚命大将张庭芝、李希倩趁李晟立足未稳出城攻击，被李晟打得大败而回。
　　二十七日，朱泚军数度出战都频频失利；同日，骆元光又在浐水西岸击败了朱泚的部队。
　　二十八日，李晟大军发动总攻，从大明宫北面禁苑的苑墙突入城中，朱泚与姚令言率兵奋力抵抗，终究不敌，最后带领残部一万多人从西面逃出长安。李晟命兵马使田子奇率骑兵追击。同日，浑瑊等人也率部克复了咸阳。
　　沦陷了八个月的长安，终于回到李唐王朝的手中。
　　
　　朱泚和姚令言向西一路狂奔，打算投奔吐蕃。可他的部众却沿途逃散，跑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时，一万多人逃得只剩下百余骑兵。非但如此，朱泚任命的泾原节度使田希鉴还坚闭城门，拒绝接纳。朱泚大怒，在城下喊话道：“你的旌节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危难时竟忘恩负义？”遂下令士兵焚烧城门。
　　田希鉴在城头上冷笑。
　　要说我田希鉴的官是你朱泚封的自然是没错，可你朱泚当初的官又何尝不是李适封的？你朱泚可以叛，我田希鉴为什么就不能叛？！
　　田希鉴冷笑着命人取来节度使的旌节，往城门下的火堆里一扔，大喊一声：“还你的旌节！”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朱泚的部众发出了绝望的哭泣。一部分泾原籍的士兵索性杀了姚令言，砍下他的首级向田希鉴投降。朱泚只好带着余下的亲兵、幕僚、族人，继续向北面的驿马关（今甘肃庆阳县西南）逃窜。到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夏侯英又闭门拒绝，朱泚只好折往西北方向继续逃亡。
　　当一行人疲惫不堪地来到彭原西城屯（今甘肃镇原县东）的时候，有两个人不想再跑了。
　　他们是朱泚的大将梁庭芬和韩旻。
　　梁庭芬故意放慢速度，让自己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地搭弓上箭，一箭就把朱泚射落马下。
　　朱泚负伤掉进一个土坑中，韩旻挥刀上前，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韩旻等人提着朱泚的首级返回泾州投降。数日后，首级被传送至梁州的天子行在。
　　至此，由泾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叛乱终于尘埃落定。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十三日，颠沛流离的德宗李适回到了阔别十个月的长安。
　　大明宫依旧矗立在那里，默默守候着王者归来。
　　亮丽的阳光下一切如初。
　　尽管玄武门上的每一块砖墙都曾亲历过流血和死亡，尽管含元殿前的每一寸丹墀也都见证过阴谋和背叛，可如今它们全都缄默不语，只一味地向天子李适展现出一副令人生疑的矜持和美好。
　　王者归来的李适受到万千军民的夹道欢迎。
　　天子一路上都保持着笑容——一副矜持和美好的笑容。
　　那笑容仿佛在说：百姓别来无恙、长安别来无恙、帝国种种——别来无恙！所有的灾难和不幸终将过去，让我们找回昔日的勇气和力量，来重建一个幸福而美丽的家园！
　　然而没有人知道，此刻李适的心头正响着另外一种声音。
　　那声音在说：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丢了就是丢了，那是找不回来的。
　　李适不知道自己到底丢了什么。
　　可他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丢了……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4 23:00:06

　　这一年十月末，德宗李适发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宦官窦文场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以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右厢兵马使。
　　帝国禁军从此再度回到宦官的手中。
　　随着帝京长安的光复，各个战场的形势也在逐步好转。
　　河中战场上，浑瑊和骆元光从西南反向进逼李怀光，在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县东）一带与其对峙；而河东节度使马燧则从东北方向夹攻李怀光，劝降了李怀光的妹夫要廷珍、部将毛朝扬、郑抗，先后收复了晋州（今山西临汾市）、隰州（今山西隰县）、慈州（今山西吉县）、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并分兵横扫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万泉（今山西万荣县）一带，对李怀光的后方形成了重大威胁。而在河北战场上，朱滔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日蹙，再加上朱泚已死，朱滔极度惶恐，只好上表向朝廷请罪。中原战场上，政府军也开始转败为胜，先后逼降或俘虏了李希烈的手下大将李澄、翟崇辉、田怀珍、孙液等人，克复了滑州、汴州、郑州等战略要地，迫使李希烈不得不“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兴元元年最后的几天，帝国的四面八方不约而同爆发了大规模蝗灾，蝗虫过处，稻田荒芜，连草木都被啃得精光。严重的饥荒导致帝国的每一条道路上都挤满了面黄饥瘦的难民。
　　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
　　倒下的人再也没有站起来。
　　然而，除了成群兀立在枯树上的乌鸦，以及天空中不时掠过的秃鹫之外，没有谁会看他们一眼。
　　
　　新年的正月初一，唐王朝把年号改为“贞元”。
　　此前的“兴元”年号仅仅使用一年就被抛弃了。从新年号的字面上看，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一个改元的原因，那就是大唐天子和他的大臣们不仅仅希望帝国从此获得一个崭新的开端，而更是希望能够把一个良好的开局长久地保持下去。
　　“贞”是坚定之义，而“元”是开局之义。
　　历史后来果然证明，苍天没有辜负李适和臣民的期望，“贞元”年号果真陪伴着大唐帝国足足走过了二十一度春秋。
　　唐德宗李适的《罪己诏》颁布了一年之后，大唐帝国终于否极泰来、浴火重生……
　　先是在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势穷力蹙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一病而死，其部下刘怦在将士的拥戴下接过了军政大权；七月，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河北之乱告平。
　　紧接着在贞元元年八月，李怀光在马燧、浑瑊等人的围攻下落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旋即自缢而亡；其长子李璀亲手杀了两个弟弟，随后自杀；河中之乱告平。
　　最后是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身染重病的李希烈被手下大将陈仙奇毒杀；陈仙奇将李希烈暗杀并灭门之后，率众向朝廷投诚；是月底，朝廷任其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自任为留后，朝廷只好予以默认；至此，淮西之乱告平。
　　
　　尽管诸藩之乱基本上敉平了，可我们却发现——这场席卷了大半个帝国的叛乱与其说是以唐王朝的胜利告终，还不如说是以诸藩的猜疑内讧而顺势抚平、且以德宗朝廷的妥协退让而草草收场。
　　我们都还记得，这场叛乱之所以爆发，其因有二：一是诸镇的目无朝廷和自代自专，二是德宗的锐意中兴和志在削藩。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诸镇自代自专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中兴之志和强硬立场，这一切才宣告终结。
　　相对于这场叛乱的起因，这种终结的方式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朱滔身死、刘怦自立之后，倘若陈仙奇杀了李希烈、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之后，德宗朝廷仍然像当年拒绝李惟岳那样拒绝承认他们，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场战争的结果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帝国表面上是胜利了，可德宗皇帝本人却陷入了彻底的失败；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领是彻底失败了，可诸镇“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这套规则本身，却无庸置疑地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中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比如德宗李适的真诚罪己，比如谋臣陆贽审时度势的智慧和韬略，再如李晟、浑瑊、马燧等将帅的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等等……我们也不会否认，在历经安史之乱和诸藩之乱的重创后，德宗皇帝的妥协退让毕竟为帝国换取了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无论诸藩如何跋扈依旧，朝廷的绥靖政策毕竟为帝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太平的贞元二十年。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宗初年的雄心壮志事实上换来的只是帝国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疮夷，李唐朝廷不顾一切与诸藩大动干戈的结果也无非是让大唐帝国再次回到了代宗时代的原点——藩镇之乱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而诸镇废立自专、拥兵抗命的局面也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在整个贞元年间，大唐帝国依旧是层层太阿倒持、依旧是遍地骄兵悍将……
　　
　　当大唐帝国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八世纪的余晖中，我们看见德宗李适落在史册上的身影显得落寞而细长。
　　九世纪挟着腥风血雨猛烈地朝他扑来。
　　无论天子李适走得急促还是走得迟缓，他的帝国终将与九世纪迎面撞上。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09:53

　　　　　　第三章元和中兴：九世纪的一抹初阳
　　
　　一黑夜中的一驾马车(1)
　　
　　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大唐帝国在整个贞元二十年间就像是行走在八世纪的沉沉黑夜之中，一切都显得了无生气而且混沌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德宗初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有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皇帝就像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按照它自己的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多数情况下驭手李适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他只能凭着驾车多年的直觉，偶尔拉拉缰绳、甩甩鞭子而已。当然，如果感觉有必要，李适也会动手更换几个车轱辘。
　　可直觉毕竟是直觉，它代替不了理性的判断。所以李适拉绳子和甩鞭子的动作看上去总是显得有些无奈和随意。此外，让人不敢恭维的是，有几个质地优良、结构坚固的车轱辘本来走得挺好，可没多久却被李适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些华而不实、咯吱作响的劣质轱辘。
　　可这也没办法。只要李适本人看着顺眼、用着舒服，那就谁也拿他没辙。
　　因为马车是他的。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一直以来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踢踏乱咬，疯跑一气，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颠覆。到了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也没闹出太大的动静。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中央政府和德宗皇帝疲于应付、大伤脑筋……
　　宣武镇（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闹起来的，此后就一直不得安宁。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死，朝廷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诸将的意见，说：“调陕虢道观察使吴湊过去接任，可不可以？”宣武诸将说可以，朝廷松了一口气，就命吴湊走马上任。不料，吴湊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中央的将佐，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德宗李适不得已，只好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才过了一年多，亦即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就再度发动兵变驱逐了刘士宁。德宗照例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旋即任李万荣为节度使。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李万荣病重，他儿子李迺就纵容乱兵诛杀大将，准备自立。都虞候邓惟恭和监军宦官俱文珍合谋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随后邓惟恭又有自立之意，朝廷急命时任东都留守的老臣董晋兼任宣武节度使。性情宽和的董晋到任之后，极力安抚邓惟恭，自己只管行政，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了他。可野心勃勃的邓惟恭并不以此为满足，于这一年十一月阴谋发动兵变，结果事情败露，被董晋逮捕、执送京师。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二月，年已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德宗命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继任节度使。陆长源为人骄狂刻薄、不得人心，未及继任又纵容手下判官孟叔度变相降低士兵待遇，遂引发士卒暴乱。哗变士兵将陆长源和孟叔度斩杀，并且将其剁成肉块吞食一尽。监军宦官俱文珍急忙向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刺史刘逸淮求援。刘逸淮率兵进驻汴州，暴乱得以平定。德宗遂以刘逸淮为宣武节度使，并赐名全谅。同年九月，刘全谅卒，将士拥立其外甥韩弘为留后，朝廷只好默认，随后任其为节度使。
　　短短七年之间发生了五次兵变、换了六七任节度使，这不能不让新任节度使韩弘充满临深履薄之感。韩弘决定采取行动以确保辖区的稳定。经过一番暗中调查，韩弘锁定了一个名叫刘锷的郎将。据说此人就是历次兵变的幕后策划者。韩弘遂埋伏重兵，将刘锷及其党羽三百多人召集起来，然后全部砍杀。
　　那一天，军营中的路面据说被染得一片赤红。
　　其实，对于韩弘来说，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锷和他的三百多名手下确为历次兵变的主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韩弘需要这几百条性命来杀戮立威。
　　韩弘的目的果然达到了。
　　在他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整整二十一年中，辖区内再也没有发生一次兵变，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中大呼小叫。
　　
　　除了宣武镇，第二匹烈马非彰义镇莫属。
　　彰义镇（治所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原本是李希烈的淮西镇，于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更名。这块地方在当年的诸藩之乱中就是一个重灾区，不但是最后平定的，而且平定得极为勉强，其节度使吴少诚就是在多次内讧中上台的，朝廷只不过是承认了他，从而顺势抚平而已。就在更名这一年的九月，吴少诚悍然出兵劫掠了隶属于淮南镇的寿州（今安徽寿县）和霍山（今安徽霍山县）两地，斩杀守将谢洋，并将其方圆五十余里据为己有。
　　还没等朝廷作出反应，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三月，吴少诚又发兵袭取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今河南沁阳县），斩杀监军宦官邵国朝、守将张嘉瑜，掳掠百姓千余人而去。同年八月，又派兵袭击隶属于陈许镇的临颖（今河南临颖县）和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陈许留后上官涚命部并将王令忠率三千人前往救援，被吴少诚所败，全部被俘。吴少诚随后又进围陈许总部许州（今河南许昌市），日夜猛攻。上官涚率众抵御，将其击退。吴少诚转攻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又被击退。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二月，德宗皇帝终于异常迟钝地挥动了他的鞭子，下诏削除了吴少诚的官爵，命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为招讨使，集结十七道兵马讨伐吴少诚。
　　然而，这韩全义却纯粹是草包一个，他能当上这个统帅全靠谄媚和贿赂宦官而得。韩全义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每次都是任由数十名监军宦官在营帐里高谈阔论，气氛看上去挺热烈，可决议却从来不曾得出半个。
　　有如此统帅，这场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五月，韩全义与吴少诚的部将吴秀、吴少阳在溵水（今河南项城县西北）展开会战，政府军刚一接战便四散溃逃，韩全义率部退至五楼（今河南上蔡县东北）。七月，叛军乘胜追击，在五楼再败政府军，韩全义退守溵水城（今河南商水县）。九月，吴少诚率部进抵溵水城下，韩全义怯战，再率各军退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
　　韩全义数战皆败，军心大为动摇。宣武军和河阳军各自逃回本镇，其他各镇部队也萌生去意，韩全义恼羞成怒，将昭义将领夏候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度、河中将领郭湘等人当众斩首。
　　正当前线节节败退、朝廷束手之际，吴少诚却忽然通过个人渠道将一封求和信和一批财宝送给了一个监军宦官，请他传达罢兵之意。宦官上奏德宗，宰相也劝德宗息事宁人，赦免吴少诚。于是就在这一年十二月底，德宗李适下诏恢复了吴少诚及其部众的官职爵位。
　　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与其说它是被“平定”了，还不如说它是再次以德宗朝廷的和稀泥政策而不了了之。
　　当然，严格来讲，德宗朝廷这么做已经不叫“放弃原则”了。因为很久以来，德宗皇帝和他所代表的帝国政府在藩镇事务上已经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放弃了。
　　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为之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N次之后，应该叫什么？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做“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皇帝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
　　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12:36

　　　二德宗发现：天并没有塌下来！(1)
　　
　　其实，要是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一个幸运的皇帝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以来，国内的藩镇之乱就没有消停过，而穷凶极恶的吐蕃人也从未停止过对边境的袭扰，整个国家内忧外患，时局不可谓不艰危，可事实上德宗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李唐的一代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事实上就是人才——武将如李晟、马燧、浑瑊，文臣如李泌、陆贽。
　　尤其是像李泌、陆贽这样的栋梁之材，把他们随便放在历史上哪一个明君身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贤相。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因为德宗皇帝的修行还远远够不上一个明君的标准，甚至十不及一。德宗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会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地偃旗息鼓，除了历史积习和制度缺失等客观原因之外，主观因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德宗李适在一次与李泌的谈话中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最后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否则大祸如何能止？！”
　　李适不以为然地说：“当年的杨炎简直把朕当成了小孩子，每次议论大事，朕准了他的奏议他就高兴；与他辩论，他就怒气冲天，以辞职相要挟。看他的意思，就是朕不配与他谈论！朕无法忍受，才把他除了，此事与卢杞无关。建中之乱，术士早有预言。说起来这也是天命，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
　　李泌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没用了。”
　　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而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李泌担任宰相的一年十个月里，李适始终没有从他身上学到半点识人用人的原则与方法，更谈不上什么治国兴邦的智慧和韬略。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
　　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
　　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
　　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
　　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
　　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
　　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
　　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
　　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
　　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
　　尤其是在皇帝当不起的时候。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13:33

　　　二德宗发现：天并没有塌下来！(2)
　　　　
　　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皇帝的损失，也是帝国的莫大损失。
　　然而，之所以说德宗是幸运的，是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还给他准备了一位贤相。
　　他就是陆贽。
　　早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兵变、天子流亡奉天的那段时间，陆贽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勘乱时期帝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军事战略事实上大多出自陆贽的筹划。那些日子德宗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罪己诏》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所以当年的陆贽被时人誉为“内相”，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但是，叛乱平定后德宗皇帝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贽、甚至是遗忘了陆贽。
　　因为陆贽常常条陈前宰相卢杞的罪状，这就让德宗很不爽；而且陆贽言事每每率直激切，这又让德宗皇帝感到他那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加上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时常在皇帝耳边嘤嘤嗡嗡，所以，即便兼有宰相之能、宰相之德与宰相之望，可陆贽却自始至终没有宰相之位。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泌之后的几个继任宰相在乐此不疲的相互倾轧中被德宗皇帝一怒之下全部贬出了朝廷。看着那张突然空出来的须臾不可无人的宰相位子，德宗李适终于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
　　这一年四月，被排挤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收到了天子给他的这份迟来的礼物。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就在拜相次月，陆贽就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举属员。陆贽此举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的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任人唯亲和专擅朝政，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自荐属员，才有可能在相对意义上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
　　陆贽这么做显然是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伤害了他本人的利益，因为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德宗皇帝当然不会不意识到陆贽的这份坦荡和无私，所以很快便下诏推行。然而仅仅数日之后，便一再有人跟皇帝打小报告，说各司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人才。德宗一听就罢废了这项新政。陆贽据理力争，频频上奏，可德宗却执意追回前诏而拒绝施行。
　　在陆贽此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陆贽的满腔热忱最终只能化为一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一直到许多年后，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流传于世，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窥见一种透亮的智慧，并且感受到一种超迈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
　　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陆贽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
　　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可德宗皇帝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对李适而言，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而甚至于是感到愤怒了。相形之下，其时正任户部尚书、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
　　而巧合的是，这个裴延龄当年正是被卢杞引荐的。
　　也许这并不是巧合。但不管怎么说，反正德宗皇帝到了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的年底就下决心又换了一次车轱辘。
　　陆贽被卸掉了，贬为太子宾客。裴延龄觉得威胁尚在，就在天子耳边说了几句话，于是陆贽再度被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荒凉的蜀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裴延龄心满意足，觉得宰相之位已经非他莫属。
　　可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裴延龄就死了。朝野上下争相庆贺，惟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这个让天子看着顺眼、用着舒服的裴延龄如果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心目中的好宰相。
　　
　　卸掉了李晟、马燧、陆贽这几个车轱辘之后，德宗李适发现——天并没有塌下来！
　　而且老大帝国的马车也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不快，但绝无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皇帝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的皇帝忽然又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于是在贞元的第二个十年里，德宗李适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十年中充满了无以伦比的成就感。
　　除此之外，没有了宰相挚肘的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总是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天下州县和诸道进奉的所谓“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络绎不绝地涌进长安，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么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
　　一切貌似都很平静。
　　直到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才让德宗李适猛然从他无以伦比的成就感和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过来。
　　太子李诵中风了。
　　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已经六十三岁。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朝野上下的人们忧心忡忡——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帝国将会发生什么？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14:44

　　　三一场飘风骤雨的改革（1）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初一，李唐宗室的亲王们和所有皇亲国戚纷纷入宫向德宗皇帝拜贺新年，整座大明宫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李适一直对着亲人们点头微笑。可他焦急的目光却始终在这些熟悉的身影中来回逡巡。
　　他在寻找一个人。
　　结果当然是令他失望的——那个人没来。
　　虽然老皇帝早就预料到卧床不起的太子已经不可能来看他了，可当拜年的人们依次退出之后，李适的脸上还是不由自主地淌下两行清亮的老泪。
　　当天李适就病倒了。而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天里病势日渐沉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隔绝了宫内外的消息，准备另立储君。
　　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德宗皇帝病重的二十多天里，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知道皇帝和太子的安危。直到正月二十三日这天，处在弥留状态中的德宗才命人传唤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入宫草拟遗诏。等到郑絪和卫次公进入皇帝寝殿，德宗李适已经驾崩。近侍宦官说：“禁中还在讨论，要立谁当皇帝还没有最终敲定。”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明知这是大逆不道之言，可就是没人敢吭声。只有卫次公忍不住站了出来，说：“太子虽有疾，可他是嫡长子，朝野归心。如果实在是不得已，也要立广陵王（太子长子李淳），否则必将大乱！”郑絪等人连忙随声附和。宦官们对视一眼，不好再说什么。可他们心里却在冷笑——就太子那身子骨还能当皇帝？恐怕连站起来走上金銮殿都是个大问题吧？！
　　没错。
　　对太子李诵来讲，如何站起来——并且走向那张人人觊觎的龙椅——的确是个大问题！
　　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已经瘫痪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太子突然奇迹般地站起来了。而且还被人搀扶着登上车驾，来到九仙门接见众禁军将领。
　　看到这一幕，那些心怀叵测的宦官们瞠目结舌，而一直忐忑不安的百官们则是庆幸不已。
　　也许这就是意志的力量。
　　太子李诵比谁都清楚，此刻的大唐帝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他下地行走更重要、更紧迫。
　　这样的信念催醒了他的意志；而这样的意志又撑起了他的身躯。
　　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驾崩的次日，太子李诵身着丧服在宣政殿召见文武百官，同时宣布遗诏。二十六日，李诵在太极殿登基，是为唐顺宗。
　　那天在登基大典上，好多禁军士兵半信半疑，踮着脚尖张望，不相信金銮殿上的那个新皇帝真是中风数月的太子。后来士兵们看清了，金銮殿上的那个人的的确确是李诵，据说有人当场激动得掉下眼泪。
　　也怪不得他们激动。万一太子真的站不起来，大明宫必将因争夺皇位而爆发政治动乱，而一旦有流血事件，首当其冲就是他们这些禁军士兵。
　　
　　顽强的意志虽然支撑着李诵坐上皇帝的宝座，但却无法使他开口说话，自然也就无法让他在朝会上决断政务。于是天子就坐在宫中，面前垂下一道帘帷，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在身边伺候，百官在帘帷外奏事，天子批复皆自帷中出。
　　这样一种局面决定了新天子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身后的谋臣集团。
　　所以历史也就注定会在这一刻把几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物迅速推到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
　　他们就是王叔文和王伾。
　　说起来这两个人都是真正的草根。他们都来自帝国的东南边陲，出身寒门、资历浅薄，既无世族背景，也无政治根基。而尤其让满朝文武鄙夷不屑的是，他们二人皆非进士出身。当年他们之所以能走进长安、并且走到太子李诵的身边，皆因二人均有一技之长。王叔文“善弈”，是围棋高手；王伾“善书”，是书法高手。二人均以“翰林待诏”的身份进入东宫侍奉太子，王叔文以棋待诏，王伾以书待诏。也许正因为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身上少了长安官场的虚伪与骄奢之气，多出了一种草根阶层特有的质朴和率真，因此深得太子李诵的赏识。尤其是王叔文，对于帝国乱相和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认识，并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政治抱负，所以这些年来对李诵影响至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子的老师。
　　除了二王，这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人物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相形之下，韦执谊的资历显然要比二王深厚，他出身于关陇世族，自幼饱读诗书，二十出头即成为翰林学士，属于颇有前途的政坛新秀；而刘禹锡与柳宗元也都是饱学之士，二人不但是同榜进士，而且同是名重一时的文章圣手，其时皆官拜监察御史。
　　很显然，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政治集团绝不会缺乏朝气、锐气和勇气。所以顺宗一上台，王叔文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改革。
　　为了这一天，王叔文已经等待了很多年。
　　此刻的王叔文踌躇满志，看见新朝的政局和帝国的未来就像一个等待他落子的棋盘。
　　王叔文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他的布局：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二月十一日，任命原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以闪电速度把这位新秀一举推上了宰相的高位。二月二十二日，任命原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仍兼翰林待诏；而王叔文本人则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王叔文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考虑到他们几个人中只有韦执谊有相对较高的资历和人望，所以把他推到前台；而他本人和王伾仅是侍臣，人微言轻、难孚众望，所以只能位居幕后。但是谁都清楚，只有王叔文才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和灵魂人物。布局之后，他们又迅速作出分工：凡有奏议皆先入翰林院，由王叔文作出决策，再由王伾出入宫禁，通过内侍宦官李忠言和顺宗宠妃牛昭容传达给天子，领取旨意后交付中书省，由韦执谊颁布施行；此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则在宫外搜集情报、反馈信息，相互呼应。
　　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大幕。
　　二王集团的所有成员全都摩拳擦掌、热情高涨。可他们绝对不会料到，仅仅半年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将在致命的打击下中途夭折，并且以人亡政息而草草收场。而这位精通黑白之道的堂堂国手王叔文，也将在这盘政治棋局中遭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失败。
　　不。是脆败！
　　是尚未与对手在中盘展开厮杀就全军覆没的脆败！
　　这唯一的一次脆败不仅彻底埋葬了王叔文的政治理想，而且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都说世事如棋。
　　都说政治就像一场博弈。
　　可临终前的王叔文会不会发现，在世事的棋局中、在政治的博弈场上，他这位堂堂国手其实到头来也只是一名业余选手？他会不会发现，其实与他对弈的那个对手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因为那不是一个或一群具体的人。
　　那是一个帝国的沉疴。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8-7-15 21:15:49

　　　三一场飘风骤雨的改革（2）
　　　　
　　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也必将再有的其他改革一样，王叔文的改革之刃一挥起来就刺进了既得利益者的心脏。
　　被王叔文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时任京兆尹的道王李实。
　　之所以选择他，首先是因为此人一贯横征暴敛，长安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搞掉他就能赢得民心；其次，他是宗室亲王、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且是德宗朝的宠臣，从他身上开刀，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绝不会畏惧强权，而且此次改革针对的恰恰是特权阶层；最后，给形形色色的政敌一个下马威——王叔文连恃宠擅权的宗室亲王都敢动，天下还有谁他不敢动？！
　　这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下诏，列举了京兆尹李实的一干罪状，并将他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川市）长史。诏令一下，长安百姓无不欢呼雀跃，并且纷纷在袖子里装满瓦片和小石头，守候在李实前往贬所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砸他个头破血流。李实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改走小路，才算侥幸逃过一劫。
　　王叔文紧接着采取的第二步举措是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二月二十四日，在他的策划下，顺宗李诵登上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把民众欠政府的各种捐税全部取消，同时罢停正常赋税外的各种进奉；此外，将贞元末年以来的诸多弊政如“宫市”、“五坊小儿”等全部废除。
　　所谓“宫市”，是一种由宦官负责的宫廷采购制度。自德宗末期实施这项弊政以来，宦官们都是打着“采购”之名行巧取豪夺之实。刚开始，宦官们还拿着一纸公文以低价向长安商户强行收购各种货物，发展到后来，几乎就是直接从商家和百姓手中抢夺；此外还强行索取所谓的“进宫钱”和“车马费”，亦即只要宦官开口说是“宫市”所需之物，商家和百姓不但要免费奉上，而且还要承担运送货物入宫的费用，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长安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朝臣也屡屡进谏，可当年的德宗却置若罔闻。
　　而所谓的“五坊小儿”，指的是“皇家五坊”：雕坊、鹘坊、鹰坊、鹞坊、狗坊中的差役。这些差役跟宫市宦官一样穷凶极恶，天天打着皇家招牌在长安坊间肆意敲诈勒索，百姓也往往是敢怒不敢言。
　　这些弊政为患多年，而今一朝罢废，长安百姓一片欢腾。
　　王叔文此举虽然维护了百姓利益，但却严重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也许从这个时候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就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了。
　　三月十七日，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宰相杜佑兼任度支、盐铁转运使；两天后，王叔文被任命为杜佑的副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叔文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杜佑和韦执谊一样，只是被他推到前台充门面而已。
　　改革派继行政权之后又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财政大权，这不能不引起反对派的极大恐慌。手中握有禁军的宦官首领俱文珍等人一再向顺宗李诵施压，要求他速将广陵王定为储君。顺宗无奈，于三月二十四日命翰林学士草诏，立李淳为太子；同日，太子改名李纯。
　　对于顺宗皇帝和改革派来说，宦官集团与东宫集团的强势结合，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四月初六，在宣政殿的太子册立大典上，满朝文武看见太子李纯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不禁大感欣慰、相互庆贺。惟独一个人自始至终闷闷不乐。
　　他就是王叔文。
　　那天他一句话也没说。典礼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仰天长叹，嘴里不断吟诵着杜甫祭悼诸葛亮的那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王叔文是否在这一刻就已经预感到了这场改革和他本人的下场？
　　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不难看出，做为改革领袖、做为天子之师，王叔文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喜怒形于颜色，居然会在诸多对手面前如此轻易地暴露自己内心的忧虑和恐慌，那就足以说明王叔文这个人的气度、韬略和修行明显不足，也说明这场改革的格局是非常有限的，而它的未来命运也就注定不会乐观。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我们不得不说，这场飘风骤雨般的改革之所以来得迅猛、败得惨烈，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王叔文本人。
　　王叔文固然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抱负有魄力有识见有良心的人。可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往往最终都会遭遇失败。这是为什么？除了旧制度的强大惰性，除了统治者的昏庸无能，除了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和极力打压之外，改革者们本人，是否也应该反躬自省、数一数自己身上致命的缺陷都有哪些？
　　说“不是我们不够聪明，而是敌人太过狡猾”这样的话是没用的。我们应该看到，王叔文和历史上的改革者们通常都有操切、忌刻、自负、激进等等毛病。无论是二百多年后的王安石，还是一千一百年后的康有为，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并且非常相似。
　　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改革者的优点都很显著、也都很一致。可与此同时，他们的弱点几乎也是如出一辙……
　　历史一直在重演，却没有人引以为鉴。
　　这，又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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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裂九世纪——大唐帝国的衰亡·王者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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