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三百年的沧桑与疑问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0-30 18:26:45

　　连载（1129）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份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己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但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份”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连载（1130）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做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36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勾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0-31 18:19:04

　　连载（1131）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之职。”
　　韩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了四个字。“非为此也。”然后赵顼立即就明白了。现在请问，赵顼明白了什么？浅一些的说法，这是提醒赵顼，他老爸随时会死，你要永远不离现场，提防两个弟弟，把该得的皇位牢牢握在手里。
　　可是请问，赵顼身为长子，两个弟弟和他是同母。既长且嫡，怎么会被两个弟弟夺走皇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韩琦所暗示的威胁在哪里？把思路拨回到矛盾的原发点就有答案。他们仍然在提防曹太后，宋朝的皇位兄终弟及早有前例，赵光义就这么干过。考虑到赵曙本身是过继之子，登基后又表现得一塌糊涂，曹太后借机再立一个年长的皇帝非常顺理成章。
　　如果真成了事实，赵顼自然当不了皇帝，韩琦这三年多以来的混帐行为也会被反攻倒算。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正因为这样致命，所以才有下面韩琦不顾一切的表现。
　　十一月二十一日那天，赵曙的病情突然加重，宰执人等紧急赶到。韩琦上前提意，考虑到您的健康，请册立皇太子。赵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略微点了点头。韩琦立即命人把笔递到赵曙的手里，赵曙千辛万苦终于写下了七个字。
　　——“立大王为皇太子。”
　　大王，就是他的长子，人人都知道是赵顼，可这不规范。韩琦再说，“这肯定是指颖王，请皇上写清楚。”
　　
　　连载（1132）
　　
　　赵曙挣扎再写了三个字，“颖王顼。”千真万确，连封号再名字，再无疑意。这时全场的重心瞬间转移，紧急召见翰林学士，进宫草拟圣旨。
　　当天的翰林学士是张方平，等他进来时赵曙己经进一步衰弱，无论他怎样请旨，赵曙都说不清楚。史书记载他长叹了一声，用手指在床塌上写画，张方平才明白了要立太子。
　　事情重大，就算韩琦拿着赵曙刚刚写成的亲笔诏书，张方平也不理会，他一定要赵曙当面再写一次。万般无奈，赵曙只有咬牙完成。当他终于都做完后，在场的人看到，两行泪水在他的脸上缓缓滑落。
　　他为什么要流泪呢？
　　史书里给出的答案是两位名臣的对答。走出寝宫后，文彦博对韩琦说，“相公看见吗？人生至此，虽父子至亲也不能无动于衷。”
　　韩琦冷冷地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根据这个分析，赵曙是留恋皇位，想到病体难支要传位给儿子，他特别地难过。这让人想起了当年赵光义立太子时的咆哮：“人心皆向太子，将置我于何地？”他真不愧是赵光义的嫡系子孙，超强的嫉妒心如出一辙。可是深想一层，设身处地，就能发现另有隐情。
　　赵曙是个贱人不假，可人之将死，其情也哀，站在他的角度上，才会理解到他的心里充满着留恋和哀伤。他平静地生存了三十年，突然间登上了人间至高点，这是福，还是祸？抛开国家、道义等外事，于他个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人生，多像是场光怪陆离的梦啊！没想到这样快就醒，醒来后己将是百年身……史书只记载着冷冰冰的事迹，它没能记录下当天宰执们结伴离去后的福宁宫，那时空旷的大殿里，孤卧病塌的赵曙，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心声，才是他真正想留给世人的东西。
　　是满足，还是后悔，都无法猜测。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他死得都太早了。这不是说让他继续颠而倒之的折腾宋朝很有必要，而是他没有给赵顼，未来的宋神宗足够的成长时间。赵顼只有20岁，是此前除了赵匡胤以外，宋朝唯此一例的非正统皇位继承人。
　　赵顼没在皇宫里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不懂、不清楚眼前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宋朝的寿命超过了100年，它己经成了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的生命体，你不了解它，就没法适合它，更没法驾驭它。
　　非常可惜，赵顼直到人生的后期才渐渐地懂得了这一点，可那时早己太晚了……他会遗憾，整个汉民族都会遗憾，为什么赵曙会死得那么早。他真的应该再多活几年！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赵曙死于福宁宫，享年三十六岁。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6 22:20:46

　　连载（1133）
　　
　　终于写到了神宗朝，我有一个愿望，要把这段历史，这段在中国古代最乱、最无法辨别真伪的历史说个清楚明白。
　　涉及到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蔡京这些影响历史进程，转变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人，我再不想重复之前所有史书和近现代著作里的含糊其辞。说什么“变法的初衷是好的，王安石的学术是高超的，只是用人有误而已；神宗皇帝是有理想的，勃然振作的，只是做得太急，所以效果不好；司马光是大历史学家，尤其心术之正无可质疑……”
　　这些都是废话，是废物才能说得出口的。历史是门学问，它决不是什么任人妆扮的小女孩儿，谁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成。
　　因为史实就是那些，如果得出的结论有问题，只有两个可能——1，资料掌握得不够；2，揣着明白说糊涂，是另有目的，才刻意写成了歪史。
　　比如近代民国时号称圣人的梁启超，他写的《名人传记》里有一篇是《王荆公传》，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力挺王安石的，其结果也是把王安石提到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高明最纯洁最无私最超能的政治家的地位。
　　我有两点质疑。第一，这篇文章里错误很多，神宗朝的现在没写，先不论，在刚刚写完的英宗朝里，韩琦、欧阳修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梁启超在文章里对两人的评价是“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而言者犹指为乱伦灭理……”
　　韩琦、欧阳修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地方是不对的。这话雷人不？更何况开篇时就把赵匡胤贬得一无是处，“……以区区一殿前都点检，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变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日未旰而事己毕。”我在太祖篇里己经详细地记叙过赵匡胤称帝前南征北战之功，在梁启超那儿都归零了。
　　之所以这样，归咎于第二点，即写作的目的。
　　梁启超是当时的新政改变派，在呼唤着变法，来改造满清，他处处为王安石唱高调，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找依据树形象，是有自己的目的。再比如与梁同时代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他爱苏轼，视苏轼为偶像，他自身的生活色彩和追求也和苏轼暗合，所以在歌颂。
　　我不一样，我只是个草根，生活在和平年代，写宋史除了满足聊天的欲望和买自行车的钱之外，别无所求。所以不想去歌颂什么，或者贬低什么。
　　我只想写出每个改变了中华民族国运的历史人的真面目。虽然这很难，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
　　
　　连载（1134）
　　
　　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历代研究宋史的人的噩梦了。《宋史》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最杂乱、最不可信的一部，很多人从情感上把它归罪于第一次使汉民族全面亡国的蒙古人。因为蒙古人野蛮粗俗，不尊重战败国的文化，随便乱写，反正他们能打，写错了能把他们怎么着？
　　这样说，就冤枉了他们。其实都是汉人自造孽自身受。就跟北宋亡于金国时，金兵只在撤退前才冲进了皇宫一样，此前所有的抢掠，都是在外城开价，由宋朝的汉奸们自己搜刮。
　　《宋史》的错乱也根源于此。
　　研究宋朝，最好的资料是各位皇帝的《实录》，这是官方最权威的资料，记载着帝国每一件重大的事情，乃至于皇帝、大臣的每天言行。其它的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个成于元朝，一个在宋室南渡之后，从根本上就没有足够的准确性，所以宋人的各种私人笔记，也成了官方信史的一部分。
　　那么提问，各位皇帝的《实录》都完好无损，是不是宋史就一清二楚了呢？不，仍然是不。从第一本《太祖实录》起，就被一改再改，面目全非了。其中改得最可怕的，就是从神宗朝起。
　　《神宗实录》前后一共被改过三次。
　　第一次在元佑初年，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写的过程中就吵成了一片。黄庭坚说：“如公言，盖佞史也。”
　　陆佃反驳：“如君言，岂非谤书？”
　　这里有个参照点，陆佃此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不赞同新法，连他都看不过眼黄庭坚等人对王安石事迹的篡改，这本《实录》的可信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次修改在绍圣改元时，当时神宗的儿子哲宗在祖母死后亲政，怀念父亲的事迹，要为神宗正名。他命令国史院把范、黄、赵彦等人找回来，问内容的依据都在哪里。这几个人的回答超级雷人，“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都只是些传闻！
　　哲宗大怒：“文字己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
　　于是命蔡卞等重修，蔡卞版的《实录》取材于王安石的私人日记《日录》，他把元佑版本涂改很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成稿后，是第二次的《神宗实录》。
　　徽宗时想第三次改，可惜金兵入侵给耽误了。直到南宋时绍圣四年，才由范冲再改。范冲是谁呢，他是范祖禹的儿子……这30多年来元佑党人被折腾死了近三代人，怒火积怨己经上升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还能期望谁能公平公正地说话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就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而成，前两版的和王安石的《日录》都己经散落人间，再也没法搜寻了。所以说，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讲，没有任何人能把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来说个清楚明白。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资料层层剖析，分出真假。
　　然后……扔开所有的套话废话，把我想到的都告诉大家。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6 22:21:17

　　连载（1135）
　　
　　神宗赵顼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客观地说，与前面的五位相比，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个，我指他即位之前。在他前20年的生命里，没有任何一件拿得出手的显赫事件。除了他出生时的祥瑞。
　　比较恶搞，他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的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我无限的崇敬神宗他妈，未来神勇无敌的高太后，她当时没被呛死；更对宋朝的史官膜拜N次，谁都知道这是瞎话，他居然能想到用这个，真不是一般的人物。
　　接下来的事就是说赵顼是个好学生的各种例子，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等等等，实在让人很烦。这些要是宣传他是沈阳市铁西区轻工街某小学的尖子学生倒是蛮够。
　　历代的史学家们应该钻研得更深些，才会挖掘出这人的很多的与众不同处。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人生，看着每件事都有偶然的成分，可背后都隐藏着必然，每个人都如此，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深刻印迹的宋神宗陛下更是这样。
　　他即位时的年龄和赵匡胤当年离家出走时是一样的，都在20—21岁之间，这注定了他初期时超强的信心，我命由我不由天，想做什么都必胜！
　　至于他的性格，与前五位皇帝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强硬不屈。赵匡胤抛开不算，他天纵其材，无法估算。赵光义之所以会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是因为在成长期间他哥哥外出游荡，家里他是老大，没说没管的养成了独力精神。
　　赵恒挺惨，强硬的父亲总会有乖宝宝型的儿子，他的温和宽厚一方面是天性，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养成的家教。
　　赵祯更惨，他妈妈刘娥纯粹就是个暴力型的，赵光义怎么说都是父亲，管外不管内，刘娥可好，每天恨不得28小时监视，各种调教终于成就了一代仁宗……
　　
　　连载（1136）
　　
　　英宗陛下就不用说了，30年里战战兢兢患得患失，心理早就失常了。这样的人对自己用心太多，事外的事，包括儿子都会放得宽些。
　　神宗的成长就是这样，一方面环境宽松，一方面教育更平民化。这是个最重要的区别，培养一个皇帝，和培养一个贵族子弟，用的不是同一本教材。尤其是他生长在开封城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
　　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前因先说这些，看他当上皇帝后最先做了些什么。第一件事，怎样给他老爸送葬。不管赵曙同志这一生活得怎样，他至少是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宋朝皇帝，总不能随便埋了了事吧？那样影响不好，您不孝顺的。对此神宗先把三司长官叫来。
　　来，查查帐，看看我们有多少钱。只见三司搬过来像山一样高的账本，陛下您瞧，这里一笔笔都是进账，都是钱。神宗很高兴，下面的一幕就足以让他吐血。账本里都是钱，库房里却连根毛都没有！
　　以刚刚过去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138400两，非常好，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却是……12343100两，己经入不敷出有赤字了。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史称“非常出”11521200两，几乎是全年的国民收入总值！
　　这也就是说，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至于怎么搞成的这样，以后细聊，现在是年青的神宗捧着脑袋在龙书案上卧倒，搅尽脑汁得想出辙来。
　　没办法只能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大家做些你们最爱做，最擅长做的事——进言。
　　每当宋朝有些风吹草动时，进言就会发生。有由皇帝提出的，有臣子们自动发言的，内容很广泛，从对外战争、民间暴动、皇帝休老婆、天上闪流星等等等等，有事就可以争论。这一次神宗要求的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是篇大论文，其实也是老生常谈，这种课题太常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有什么目的。
　　在这时，没人知道他会是“宋神宗”。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6 22:21:50

　　连载（1137）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说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就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他提出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
　　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大大地省了一笔钱。这让神宗很欣赏，只是接下来就熄火了，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归根结底，他是个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宠观设计能力。
　　吴奎，他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后被罢免了副宰相职位，他升入东府接替了位置。勉强算他是实力派，可是从奏章来看，除了文笔差了点，就是欧阳修本人写的。
　　吴奎一味地强调君子小人，什么帝王只要判断正邪之分，让小人滚远点，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神宗对此打了个哈欠，爱卿说得有理，下去洗洗睡吧。
　　韩维是根源派，他是神宗还是王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记，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交谈，我们以后再说。
　　接下来的是韩琦。首相大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首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今年整60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臣变白头。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激流勇退，小心没了下场。
　　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连载（1138）
　　
　　又剩下了司马光，这永远是个独特的人。事后来看，他在这件事上和上面的人都不同，他留了个心眼。他写的第一封奏章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
　　1，官人；2，信赏；3，必罚。
　　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建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个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向导。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说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才说出了心里真正的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己经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最高峰的时候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做什么呢，20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他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之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的了解。司马光是滑头也是智慧有，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惹火，把为首的武帝的两位老师残酷虐杀。
　　宋朝虽然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他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询，可以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7 22:16:13

　　连载（1139）
　　
　　司马光走后，下一位是个不请自来的。己经64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了皇宫，他审请和皇帝面谈。老实讲，对赵曙父子来说，富弼是个搅牙的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来不是现任皇帝派。
　　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悄悄地说，他和他的父亲赵曙完全不同，人间世就是这么的怪，“子不类父”竟然很常见。
　　汉武帝父子相异、李世民父子相异、赵光义父子相异，赵曙父子也相异。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止是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富弼。
　　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扶持。可他的精神信念和从前一样，没有半点的改变。他凝视着年青的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
　　大家认为这番话怎样？要说明的是，它在宋史中没有多大的分量，它被忽视了。历史证明，宋朝就亡国于此。宋徵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这些零碎的“小东西”，就把中国的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等等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在公元1068年时，神宗领悟出了这番话的真实质量，他被眼前的这位庆历名臣所震撼，这不止是对方指出了皇帝心术的根本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富弼为什么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的这次求言是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作准备，富弼站在官场的边缘，冷眼旁观就洞查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为了这一点，他才问出了下面的一句话。
　　
　　连载（1140）
　　
　　这句话里凝聚了有宋以来100余年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那就是军事。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的屈辱外战记录。
　　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公开承认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他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他要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个让汉人热血沸腾地追求了100余年，近来己经冷却了的一个伟大梦想……这时突然在一个20岁的青年人身上苏醒！
　　赵顼曾经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武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他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地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20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子愣住了，这……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然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一，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
　　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为国分忧？
　　二，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国的辽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地当老好人。
　　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个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计划，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20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有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9 17:26:22

　　连载（1141）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这人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机会进京，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他可以进京参与馆阁人员的筛选。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废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连载（1142）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还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180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就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礼敬有加。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侍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iceinsummer · 发表于 2009-11-11 21:50:46

　　连载（1145）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20%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20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杨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韩琦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
　　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连载（1146）
　　
　　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青的皇帝惊喜交集。
　　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才能让他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
　　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
　　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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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三百年的沧桑与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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