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3 ~8 f) d# D( L% i' W9 M
鞠 曦
１. 《周易》与易学
中国文化史表明，自从孔子对《周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后，《周易》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一本极为奇特的书。自汉儒学独尊开始，因孔子对儒学的开创之功，又因其有“晚而喜《易》”、“韦编三绝”之举，所以，《周易》成为儒学的群经之首。《周易》又被道学称为三玄之一，甚至被“后世之士”赞誉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这些表明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质。易学由此产生并形成易学史，《周易》成为历代治中国学术者必读之书，易学也成为必治之学。易学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形式。然而，历二千余年的中国思想史进路表明，《周易》虽然是“源头活水”，却统续无宗，因为后世的易学家对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之解释，难能达到使《周易》的思想体系“一以贯之”。《周易》何以为《周易》？《周易》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周易》承诺了怎样的学术价值？其为什么在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进路中展现出独特的易学问题形式？这些是自《周易》成书之后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成为现代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关于易学的研究状况，《四库总目》以“《易》说愈繁”所作的概括实质上表明的就是《易》为“源头活水”却统续无宗的这样一种情势。对易学在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流派，《四库总目》概括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 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
显然，“两派六宗”与“《易》说愈繁”表明了易学纷杂无章的学理状态。由此可见《易》学思想的统续无宗，其结果必然是《易》学洋洋大观却又令人遗憾。
易学史表明，在对《周易》性质的判定上，最能表明上述问题的实质。而把《周易》判释为卜筮性，是问题中的问题。关于对《周易》卜筮性的判释，两汉的象数学派已无需赘言，而唐宋之后的义理学派虽然以《易》理而“发挥”之，却没有在基本意义上推定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周易》“一以贯之”其理论体系，因此也不得不承认《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易学，梁启超有一个基本的概括，他说：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洁静。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之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娇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6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1版）
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皮锡瑞：《经学通论》，第43页，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10月第1版）。尚秉和慨而叹之为：“最多者《易》解，总《五经》之注，不如《易》一经之多。最难者《易》解。”（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尚秉和序，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 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易学的问题形式表明，由于历代的研究者对《周易》性质和内容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使《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推定。由于《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得不到正确的推定，其必然发生对《周易》的思想形式、性质和内容的误解，易学问题由此产生，并成为中国文化中聚讼不已、争论不休的内容。
《周易》既然称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内容也必然包括易学，现代的易学研究也必然在历史上形成的易学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展开。然而，由于同样没有在《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上进行正确的推定，现代的易学研究也必然困惑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易学问题之中。所以，对易学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能否正确认识《周易》的思想体系，是解决易学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之所以在认识《周易》的思想体系上发生问题，无非有下述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因《周易》本身没有形成整体统一性的思想体系，使后世学者的解释可以随意发挥；二是《周易》的思想虽然自成体系，但由于后世学者不理解，从而形成了错误的解读。推定问题究竟产生于那种原因的方法很简单，如果是第一种原因，由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决定了解释者的逻辑形式和价值承诺，那么，在解释者的逻辑推定中将尽量搜求《周易》与自己的解释相统一的内容，为此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如果是第二种原因，解释者因其出发于自己既定的思想形式，其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统一性要求解释者只选择《周易》与自己的思想形式相统一的内容，而尽量排除那些不能与自己的思想形式相统一的内容，或者避而不论，或者杜撰种种理由把这些内容说成本来不属于《周易》中的内容，是后人“误增”、“误改”或“伪托”。所以，我们只要反思《周易》研究中的牵强附会之处，及其那些被认为是“误增”、“误改”或“伪托”的内容，就能够发现产生易学问题的基本原因。
显然，因为《周易》以《易》理的形式推定了其思想体系，所以，正是由于后世对《易》理的误解而不能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体系，因为《易》理统续无宗才使“《易》说愈繁”。这就是说，《易》之为书虽“广大悉备”，但由于《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不为后世学者所理解，因此学者才自行其说，莫衷一是，而离《易》道远矣。因此，易学史表明的是对《易》理的各自发挥，而对于《易》道，则不知所云。
由于孔子开创的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并且由于孔子对《周易》承上启下的重要贡献，《周易》与孔子的关系就成为易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在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上同样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对《周易》和孔子的思想进行哲学反思后，可以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概括为二个问题形式。第一个问题是：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如果认定《传》是孔子所作，那么，孔子给《易》作《传》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周易》的《经》和《传》是否具有统一的思想理路、是否共同组成了《周易》的理论形式、是否共同承诺了《周易》的思想体系而不可分割，因此是否应进行《经》《传》合一的整体性研究；显然，两个问题形式表明，如果能够正确推定《周易》的思想体系，问题也就应刃而解了。因为对《周易》的思想形式而言，是否与孔子有关，只能在这样的理路中推定，即：只要承认传世本的《周易》是经过某位作者的作《传》使之与《经》合一，从而形成了《周易》的思想理论形式，那么，只要其思想形式在文献的整体统一性上证明作《传》解《经》代表的是孔子的思想而不属于其他学派，其思想理论贡献就只能归属于孔子。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再把《周易》一分为二，进行《经》《传》分离的研究。因为《经》《传》分离的研究不但在形式上曲解了《周易》，而且也必然在本质上误解《周易》的思想体系。
对《周易》进行《经》《传》分离的研究，由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所决定而未尝不可，但其研究结果与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显然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尽管《周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先有《经》、再由孔子作《传》过程，但是，这决不表明《经》《传》分开的研究是科学的，恰恰相反，之所以孔子作《传》解《经》形成了《周易》的思想形式，正表明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价值是在《经》《传》合一的形式中呈现的，所以，本质性的和全面性的推定《周易》的思想理论意义，必须在《经》《传》合一的形式中进行。仅仅对《经》的内容进行研究，无论是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或为推断《经》的卜筮性而论证，显然已经疏离了孔子作《传》解《经》所要达到的目的。把《经》《传》分离是以研究者的思想方法对《周易》进行的推定，其必然误解《周易》在《经》《传》合一的逻辑形式中推定的思想意义，也就必然误解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再者，如果没有经过孔子作《传》解《经》，恐怕我们也难以见到《周易》这一古今中外唯一的“奇”书了。所以，对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是把握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正确推定《周易》性质的唯一方法。反思表明，经孔子作《传》解《经》之后，《周易》是否形成了自恰统一的思想体系，是关健问题。然而对于后世的研究者而言，能否对作《传》解《经》的思想体系进行正确的解读，则是一个能否理解的问题，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不能因为不能正确解读作《传》解《经》的思想体系而否定《周易》的整体性从而进行肢解，这不但否定了孔子对易学的贡献，也失落了由孔子集大成于《周易》中的宝贵的文化资源。
既然《经》《传》合一的《周易》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孔子以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怎样的哲学和科学原理，《周易》的理论形式为什么被后世儒家所误解，这些问题就应得到解决。显然，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然而，只要首先推定作《传》解《经》形成的思想体系，其他问题则不难解决。
我们看到，自孔子弟子开始，中经汉宋，直到现代，认为《周易》的基本性质是卜筮性，是学界的主流意见。虽有义理派的兴起，由于不明孔子作《传》的本义，这使得义理派不但不能正确理解孔子的思想，而且也不能正确认识《周易》的性质及其思想体系。《帛书·要》中记载了孔子“晚而喜易”和子贡因此引发的三疑。子贡三疑代表了孔子弟子对其研究《周易》的疑惑，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的预见。易学史表明，汉儒以《易》为卜筮之用而推定了象数之学；宋儒虽崇义理，然不疑《周易》的卜筮性；中古以降，置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否定孔子对易学的贡献，这些都证明了孔子“疑丘”的正确预见。
关于义理学派并不否定《周易》的卜筮性，集宋儒之大成的理学夫子朱熹说：
《易》本为卜筮书，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故明其义。（《朱子语类》，第162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圣人因作《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朱子语类》，第16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今学者违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朱子语类》，第162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关于《周易》的基本性质，现代学界仍然认为是卜筮性，可以高亨与李境池先生作为代表。高亨认为：
《易经》六十四卦，各有卦象，每卦六爻，各有爻象（爻的阴阳）与爻数（爻的次位）。这叫做“象数”。《易经》既是筮书，筮人自然要根据卦爻的的象数来判断人事的吉凶。《易经》的卦爻辞自然有些语句和象数有联系。然而决不是句句都有联系。象数乃筮人用以欺世的巫术。（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3页，齐鲁书社1979年6月第1版）
李境池说：
《周易》的内容性质：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 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的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思想的占筮书。（李境池：《周易探源》，第5-6页，中华书局1978年3月第1版）
“象数乃筮人用以欺世的巫术”与“是寓有作者思想的占筮书”表明了对《周易》卜筮性的基本推定。易学史表明，把《周易》基本性质推定为卜筮性，表明《周易》由孔子作《传》解《经》修纂成书以后，对其进行的解读就陷入了误区。尤其现代以降，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术思想，尤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全盘西化”的思想路线所取代，中国文化逐步开始了非中非西的所谓现代化道路。因此，关于《周易》的研究，也是西化式的理路，例如“科学易”研究及其认为《周易》是“辨证法”等等。由于大一统哲学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以贯之”，当代的《周易》研究更是由西化形成的强劲态势。虽然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化热使人们看到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然而，以西化的学术理路对《周易》及中国文化作出判释之后，中国文化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能否与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统一就成为重要的问题。
当代的中国文化研究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出于感情用事、一厢情愿并不能证明理性的自在，提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口号并不是必然的逻辑证明，惟有在洞察西方文化问题的基础上证明中国文化具有给人类文化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必然性，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否则，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然而，这种证明将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在问题的基本性上这两方面的困难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现代性的历史地位，那么，中国文化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为什么其进路却是“全盘西化”？其二，既然中国文化有其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必然性，那么，在以西方文化为坐标形成的现代架构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给出非统一性的推定，这必然形成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现代误区。所以，无论解决上述问题是在怎样的逻辑形式中进行，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应当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理性进路有严谨深刻的哲学反思并给出正确的推定。这显然首先要解决下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科学性，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开始的时候却抛弃了它？
显然，从问题的表面性而言，只能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合现代性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在事实上以“全盘西化”作为现代的理性进路，是由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所决定的。如果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必要再次复兴。所以，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必然性上寻找问题的原因时，所做的工作是反思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和理论形式。中国现代学术理路表明，由于“全盘西化”的严重影响，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几乎全部是西方化的，结果表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解读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现代中国文化做出的反思表明，使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是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题。笔者以“承诺推定法”为哲学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孔子作《传》解《经》是以《说卦传》为纲形成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及现代哲学和科学的理性进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与文化表明，由于中国文化主流形式的儒学在孔子之后失落了《周易》“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理路，二千余年以来不但误解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在本世纪初以清算“孔家店”的形式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显然，对“孔家店”的清算并不是在正确理解了孔子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误解了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史由此造成了怎样的遗憾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历史表明，中国文化在其“轴心时期”已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形式，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老子。但是，由于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是以作《传》解《经》的形式阐述的，而后代学者误解了孔子的易学思想理路，由此形成了怀疑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诸多问题，千古以降，从而失落了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原理和科学价值，最终使中国文化主流形式的儒学在近代失落，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哲学反思表明，易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说卦传》产生的误解。孔子作《传》解《经》的易学之道是以《说卦传》为纲形成的，由此形成的易学之道代表了孔子儒学的主体思想。但是由于后世儒家不理解这些思想，使“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成为历史的事实，所以，易学之道就成为千古之迷。那么，究竟何以为易学之道呢？实际上，孔子在《说卦传》中早已对易学之道作了阐述，由于“后世之士”对《说卦传》作了错误的解释，因此失落了易学之道。关于易学之道，《说卦传》曰：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於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於阴阳而立卦，发挥於刚柔而生爻。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舆阳，立地之道曰柔舆刚，立人之道曰仁舆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 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显然，孔子在上论中已经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易学之道。简而言之，易学是关于“尽性知命”的理论形式。
易学中对《周易》的解释虽然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但问题发生的原因都可归结于对《说卦传》的错误解释。易学史表明，《周易》研究中问题最多，争论最大的是对《说卦传》的解释，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对《说卦传》的解释与《周易》其它内容在逻缉上发生了思想形式的非统一性，从而否定了《说卦传》在《周易》中的纲领性地位。《说卦传》因此成为易学中的问题的问题。如果认为《周易》的思想自成体系，那么，《说卦传》就应当是《周易》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只有在解释中能够把《说卦传》与《周易》的思想体系一以贯之，才是对《周易》的正确解读。所以，对《说卦传》的正确解读是正确推定《周易》思想体系、理解易学之道的前提。
我在《中国之科学精神》中以《说卦传》的内容为基础对《周易》承诺的价值作出推定，认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所实现的最高的价值是“穷理尽性，以至於命”。为了实现“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这一价值论承诺，《周易》是用“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的推定过程，以“蓍”、“数”、“阴”、“阳”、“卦”、“刚”、“柔”、“道”、“德”、“理”、“义”等范畴作为实现“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价值论承诺。显然，《周易》是用“蓍”、“数”、“阴”、“阳”、“卦”、“刚”、“柔”、“道”、“德”、“理”、“义”范畴的推定承诺着“理”和“性”的范畴及价值，以“理”和“性”的范畴即“穷理”、“尽性”推定和承诺“命”──“以至於命”的价值与范畴。可见，所有的推定是为了承诺“命”的价值与范畴。因此，《周易》的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在“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范畴推定中实现了统一。（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上论表明，《周易》承诺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价值，是以《说卦传》为纲形成的，从而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所以，对《说卦传》进行正确的推定，不但是解决易学问题、从而走出易学研究误区之必须，也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重新认识中国的哲学和科学、重新认识孔子的思想、重新认识儒学的基本工作之一。
２. 《说卦传》与《周易》
对《说卦传》的思想形式及承诺的价值能否作出正确推定，关系到《周易》的性质、《周易》的思想体系、《周易》成书的历史过程、由《周易》涉及的中国思想史等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说卦传》的推定之所以这样重要，是因为《周易》被推崇为群经之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而确立了在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之后，却由于人们对《说卦传》的误解而产生了一系列易学问题和与《易》学相关的思想史问题。
中国思想的历史进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表达为易学史的形式。然而，本书的推定表明，由于历史上对《周易》的误读，使《周易》“尽性知命”的思想形式到当代依然没有被认识，这不但失落了《周易》“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价值，而且由于形成的误区，使中国文化的主流形式没有走向科学的发展进路。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由于后世学者不能正确理解《说卦传》的思想方法及逻辑形式，因此不能准确把握以《说卦传》为纲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因此不能对《周易》进行正确的推定。
《周易》的《经》基本上形成于春秋之前，《传》形成于春秋，在此之后又被进行了修纂。《经》虽是一部以卜筮为内容的书，但到春秋时，其卜筮之用的基本性质已经由孔子作《传》解《经》而终结。春秋百家兴起之时，孔子在整理中国文化典籍的时候，以对《易经》作《传》的方式，创造性的使《易经》的卜筮性质转化为《周易》“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
《帛书·要》载：“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此论说明文王作《易》及其易学兴起的原因。在传世本《系辞传》中也有相似的内容：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传下》）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传下》）
因此，“忧患意识”使思想家推定了《周易》的思想形式。显然，在春秋以前，“忧患意识”使《周易》成为卜筮之用。所以，此时的历史典籍中有相当多应用《易经》卜筮的记载，并且由于一些记载与传世本“卦”、“爻”词不同，表明了当时《易经》的不同版本。这就是说，在处于殷周向春秋的历史过渡中，社会形势变化剧烈，使当时的思想家们以其所面对的问题，用《易经》卜筮的形式求得问题的解决办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适应当时的需要，易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易学家应运而生，易学家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发展了易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周易》。然而，孔子以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其“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形式表明，孔子扬弃了《易经》的卜筮性质，以《说卦传》为纲形成了成熟的科学思想体系。孔子之后，后世的易学家根据语境进行了文字的修饰，及其由于应用的需要对《周易》进行了编排，例如把《文言》和《彖传》、《象传》、《说卦传》及《系辞传》等编排为章句的形式。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周易》的主体形式、逻辑范畴和思想体系，是孔子作《传》解《经》就已然确定的，不可随意改变的，《说卦传》表明的由“卦”的逻辑形式推定的哲学性和科学性原理决定了这一点。但是，正由于《周易》思想体系是由“卦”的逻辑形式所推定，如果不把握“卦”的“形而中”思想原理，就必然形成对《周易》的多方面解释。由于《说卦传》是对“卦”本质性和应用规则推定，所以，对《说卦传》的误解就必然误解“卦”，进而误解《周易》。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进行的推定表明，《经》《传》是统一的思想体系，具有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具有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以及具有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统一性，并且在思想体系的整体性上具有以上三种承诺和推定的统一，由此证明《周易》是成熟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思想体系表明，《经》《传》的逻辑、形式和范畴与本体、主体和价值形成了承诺与推定的统一性。
在两千余年的易学史中，由于《周易》的思想体系及承诺的价值到现在也没有研究清楚，因此产生了一系列误区。最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对《周易》的性质与思想体系的关系没有搞清楚，从而误解了孔子的思想，使之在秦汉以后的儒学独尊之后，在失落了《周易》思想体系的前题下，使儒学单纯成为道德论理教化的儒术，这不但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路步入了误区，而且使孔子在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遭到了否定。由于《周易》的研究误区形成于对《说卦传》思想形式及原理的误解，所以，对《说卦传》的思想形式重新进行推定，并在整体上重新认识《周易》的科学性，就成为走出《周易》研究的历史误区的重要工作。
《周易》的思想形式表明，《说卦传》是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论文献，是对《周易》之“卦”的逻辑形式和思想原理的推定，是《周易》的纲领，由此形成了《周易》的思想体系。由于《说卦传》的思想体系没有得到正确的推定，使孔子对易学的贡献遭到了不应有的否定。问题开始于汉代对《说卦传》的象数学解释，从那时开始把《说卦传》认定为卜筮取象与卦气推衍的依据。到宋儒的义理学兴起之后，其对《说卦传》的主要内容以“卦位”、“卦序”作出的解释不但显得牵强附会，而且似乎更证明了《说卦传》的卜筮取象的本质。朱熹把《周易》推定为卜筮之书说明了这一点。在以“卦位”、“卦序”推定《说卦传》之后，因为《说卦传》的“卦序”与《周易》之《经》的“卦序”出现矛盾，从而认为《说卦传》与《周易》的内容不能统一，这使人们怀疑《说卦传》内容的可靠性，甚至认为《说卦传》是晚出的作品。因误读《说卦传》而产生上述问题，从而失去了其在《周易》中的纲领性地位。问题表明，以卜筮的思想方法推定《说卦传》，取消了《说卦传》在《周易》中的纲领性地位，从而使《周易》的研究步入了误区，失落了《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价值。进入现代以来的易学研究，更进一步排斥孔子对易学的贡献，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传》为道家的作品，这一学术观点在当代愈演愈烈，以至于被称之为“新道家”。以“承诺推定法”对《说卦传》的推定表明，《说卦传》是孔子生命科学思想的主体形式，对《说卦传》生命科学思想的推定表明，孔子利用卜筮性质的《易经》，将其转化为哲学性与科学性的著作，成为我们见到的《周易》，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工程。由于孔子利用《周易》的逻辑原理，使其性命之理与道学在学理上基本相同，但理论形式却独具特色。所以，以《周易》为载体阐明了“性与天道”，是孔子的开创性工作，是对中国哲学与科学的伟大贡献。
所以，历史上对《说卦传》形成的误区，使二千余年以来认为孔子的学问只有道德仁义之术，而没有“性与天道”之学。这使儒学在后来的发展进路中不但失落了孔子的生命科学思想，而且作为中国文化主流形式的儒学由于失之于道而用之于术，异化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路，最终导致“西学东渐”和“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终于在现代退出了原本属于它的历史舞台。
上述问题表明，正确推定《周易》的性质、思想体系的关健是对《说卦传》的思想形式进行正确的推定。对《说卦传》的正确推定，将使易学研究走出历史上的误区，将使我们重新认识孔子的学术思想、重新认识中国的先秦文化、哲学与科学。毫无疑问，在正确认识了《周易》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之后，《周易》将在当代及其今后的人类文化发展进路中产生重要的作用。
３. 终极关怀与易学之道
如果说人类与其他生物有什么区别，从而以人的形式存在，并且始终进行着自身的某种努力，那么，应当说具有对自身生命认识的理性形式，并企图把握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与其它生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正是人类基于对自身生命的重视，以至于把生命做为最重要的主体性价值，人类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古往今来，人类始终为自己这种生命存在的本质进行哲学和科学的思考。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以主体性的方式对生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把握自身生命的存在为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形成了哲学科学对终极关怀的主体性推定。
人做为主体性进行的关于人与存在的一切认识，始于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能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思想存在之为存在，是以生命的主体性作为存在方式推定的存在。所以，人的主体性存在并作为思想者，以理论的形式推定生命的价值，是人的生命意识升华为生命的主体性所形成的结果。既然思想产生于人的生命形式，因此一切思想都必然承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人类在这一价值取向上进行所有的思想，生成所有的文化，以完善自身以生命为形式的存在。
这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为完善自己的生命形式而进行思想。为使思想具有可靠性，因此有了哲学。然而，尽管哲学家尽量排除主体的干预以找到能够正确思想的本体，以推定思想的可靠性，却无法排除哲学家在思想中的主体位置。同样，当科学家（指西方科学家）把人与其它存在物作为相同的物理实在而加以分解，以还原式的方法把人尽量分解为最小的实体时，科学家却忘了他自己的这些思想是否也能由这些最小的实体进行还原。在科学家那里，思想是人的思想还是被分解为存在物的思想，往往是被忽略的。这样一来，既使在现代生物科学家的视野里把人的生命作为DNA长链中的一种形式时，科学家并不能解释人的意识与思想的形式是如何与DNA同一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尽管一个不懂哲学因此担心自己的思想能否正确、不懂DNA 而担心自己能否正确存在的人，可事实上是他仍然存在，仍然在自我的存在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是一种以生命为形式的主体性存在。生命──正是这一主体性的终极关怀，成为意识的自觉，成为自在的自为。生命使人以人的方式存在，并使人的存在具有了价值。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路中，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自身生命存在的理想化进行了种种探索并推定为知识形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人类文明而言，现代通常以中西文化作为代表形式。然而，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理解，中西文化显然具有不同的理性方式和不同的科学原理及操作形式。无需讳言，对于当代的中国人而言，由于从近代开始、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厚西溥中、“全盘西化”的文化进路，已经使中国的生命科学──通常被认为“养生之道”的那些科学原理，陷入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之所以产生这些误区，是因为以西方哲学与科学为坐标对中国文化进行的推定，使标称为现代科学文明的当代中国文化是西化的异化形式。时至今日，这己成为现代中国人理解传统文化及科学的严重障碍，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及生命科学在现代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能不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遗憾。因此，正确理解中国的生命科学原理就成为时代性的课题。
只有承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正确推定生命的存在形式，才是哲学与科学的终极目的。也正是由于哲学与科学具有这样的承诺，它们才具有知识中的主体地位。然而，我们对西方哲学与科学建构的关于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进行反思之后，其令人失望是显而易见的：当对终极关怀无能为力、使人们只重视生命存在的现实关怀时，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就终于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西方科学的形下性，当科学转化为技术时，由此对自然界的索取加快了速度，已经把人类的生命──甚至所有的生命推向死亡的边缘，生态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可以毫无疑问的指出，造成这一恶果的正是西方的哲学与科学，是其形下性的理性进路对人的存在产生了异化。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在现代形成了对人类文化的反思。由中国学者作出的反思，形成于本世纪的末期。
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结束了意识形态的极左思潮，出现了政治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文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由于出自于社会自发的大众性“气功”热，使之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被动性的研究。由于研究不是始于理性的自觉，所以，当思想的理路还是以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模式作为推定中国哲学及科学的坐标时，不但其结论牵强附会，而且不能在中国生命科学的自在性上作出正确的推定。所以，时至今日，这仍是一种必需完成的极为重要的工作。虽然近二十年来社会上流行着大量的冠之于“气功”的养生方法，出版了大量的“气功”书籍，然而在理性上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原理能够在现代中国思想架构中被通晓无误的理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不免令人感到失望。这不但影响了对中国生命科学的理解，而且在事实上殆误了众生。这在一些气功门派中存在着因功理功法混乱而出现的顶礼摩拜、迷信教主、唯我独尊进而危害社会的问题中，表明出对传统生命科学认识上的误区，从而暴露出中国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问题表明，为什么修炼中国的养生之道和怎样修炼中国的养生之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尽管问题都出自于主体性的终极关怀。显然，对于现代的文化环境而言，明确为什么修炼养生之道比通晓怎样修炼养生之道更为重要。因为当代人们是以唯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思想──用科学承诺真理，以此作为判定中国性命之理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基础。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形式、两种科学思想制式的非同一性，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方法将导致对中国生命科学的认识出现重大的理论误区。其结果是不能发现中国生命科学的本来面目，不能正确推定其科学的本质性、不能正确推定中国的生命科学原理，使中国的生命科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对于现代的大多数读者而言，需要了解为什么要修炼中国的“养生之道”，从而正确选择中国生命科学的修炼方式，使之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养生的主体性操作，以完善自己的生命。然而，中国的生命科学以“养生之道”的形式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并形成了丰富的内涵，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积累了大量的内容。由于《周易》的哲学与科学思想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基本内容，所以，推定《周易》的哲学和科学原理，走出以西方科学的理论架构为坐标系推定中国生命科学的理论误区，从而达到正确理解中国生命科学的目的，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推定为现代的学科理论形式，以造福人类，是研究中国生命科学的理性进路。
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表明，能够把人的生命以终极关怀的问题形式提出并加以解决，在中国文化的元典文献中，最成熟的理论形式莫过于《周易》。《周易》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在长期的历史进路中经过古代圣哲逐步完善形成的集哲学和科学于一体的理论文献。《周易》的文献结构和逻辑理路表明，其哲学与科学的思想架构是以“卦”作为基础形式，经过夏、商、周、春秋的历史积淀，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六十四卦推定的哲学性与科学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历史表明，为了使中国文化的科学思想体系成为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从而把问题归结为终极关怀的逻辑理路，孔子以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建构了“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理论形式，从而解决了主体的终极关怀问题。
形成《周易》的历史和其逻辑形式表明，之所以孔子以《周易》作为性命之学的基础，通过作《传》解《经》形成了“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体系，这是由中国文化自在的哲学思想理路产生的必然结果。显然，中国哲学的发生并不是象古希腊哲学那样，把世界存在的基本要素归结为某种客观的具体物质，中国的哲学家是在天、人、地的形式中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以寻求人的主体性地位。由此，孔子利用了《周易》及“卦”的理论形式。孔子在扬弃“卦”的原始的占卜性质之后，用“卦”建构了中国的哲学性及科学性的理论形式。
对于《周易》的哲学性与科学性的推定，我在《中国之科学精神》中是在“精神”的层次上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把中国的生命科学概括为形上性。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原理与操作的具体方法及其形而中论哲学原理，也是《易道元贞》理论架构的主体方式，这使《周易》中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形式在理论的逻辑形式上与《说卦传》的解读实现了统一。
如果说人类最关心的是终极关怀问题，那么，显然由于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而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所以，如果说在《周易》的研究中有什么误区的话，最重要的也只能是在终极关怀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形式是：或者《周易》不具有对终极关怀的承诺与推定，那么，我们的《周易》研究，显然就没有重要的意义；或者是《周易》具有终极关怀的承诺和推定，只是由于后世的学者不理解《周易》的终极关怀理路，而作出了错误的解释，如果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哲学和科学理路赋予《周易》新的生命力。笔者的研究表明，正是由于汉宋之儒对《说卦传》的错误解释，由此不能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周易》的思想体系。使之对《周易》终极关怀的理论架构，要么作出错误的推定，要么语焉不详，避重而就轻，避难而就易，使《周易》研究出现一系列误区，千百年来，积蔽越来越重。尤其是当代以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曲解《周易》，使《周易》研究没有走出中国文化的误区而又陷入西化的误区。
如果说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出于对自身生命的理解和关切，从而产生了所有的知识形式，进而以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为基本目的，那么，正是由于对终极关怀的思考，孔子在《周易》中推定了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理论形式，形成了《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内容。由于“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是《周易》的逻辑理路，所以，推定《周易》“穷理尽性”的哲学原理，实现“以至於命”终极关怀的科学统一性，使《周易》的哲学与科学原理具有现代意义，为人类的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现代易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显然，对《周易》“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以现代的思想形式进行阐发，是以哲学的理路和科学的形式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周易》“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哲学和科学原理将不同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更由于当代的思想环境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哲学与科学的理路推定所研究的问题，这要求应具有独立的哲学方法论。关于哲学方法论，本书是运用“承诺推定法”对《说卦传》进行的推定，从而使其“尽性知命”的思想原理得到正确的解读。
用“尽性知命”这一范畴概括《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形式，需要使“尽性知命”与“穷理尽性以至於命”在范畴运用的思想理路上有所区别。由于《说卦传》与儒学的其它理论形式──例如《中庸》、《大学》及新儒学的理论形式──所承诺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理论架构不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穷理尽性以至於命”却又是历代儒学思想家应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范畴，显然，因为不理解《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原理，使之只能在文字的外延上运用这一概念范畴。而本书所指称的“尽性知命”是对《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思想体系的推定，这就是说，《说卦传》及《周易》承诺了“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价值，其“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思想理论形式是以“尽性知命”做出的概括。
以《说卦传》“尽性知命”的思想形式为纲解读《周易》六十四卦《经》《传》全文，无不深蕴使生命“生生不息”的科学性原理。“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旨远，其辞文”，“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易》之真善美尽矣！
在易学史上，易学家主要把对《周易》的研究分为“象”、“数”、“理”、“义”四大部分。这显然是基于《周易》的内容所作的形式性区分。这种区分虽然是基于“卦”的理论而建构，然而，所产生的众多理论流派各执一端而歧义纷出，使《周易》的色彩更加众溯迷离。“象”、“数”研究始于两汉，在王弼扫象之后虽然把易学的研究方向转向了“义”、“理”，但是，由于始终没有对《说卦传》进行正确的解读，使之不能对《周易》的思想形式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推定，从而误解了《周易》。
在《周易》的思想形式中，由《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内容和形式推定了损益之道的卦序。对于主体的“以至於命”而言，益之道始于《咸》卦，因此，正确推定《咸》卦的意义，对于理解《周易》的思想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在对《咸》卦的解释上，古往今来，五花八门而奇解百出。因此，正确理解《说卦传》对《咸》卦的推定，是易学中的要中之要。正因为《咸》卦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对《咸》卦不但以《彖》《象》进行推定，还以《系辞传》对《咸》卦进行整体统一性的推定，以形成终极关怀的理论架构。在《系辞传》中，有一段对“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论述，是对《咸》卦的九四爻进行的推定，而《咸》卦的九四爻，具体承诺了主体的终极关怀，从而使《咸》卦以损益之道的形式与《经》《传》统一。关于《咸》卦的具体推定将在本书的卷三和卷四中进行，这里仅论证后世对《咸》卦解读所步入的误区。
《咸》卦九四爻的爻辞和孔子作《系辞传》对其进行的解释是：
《咸》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咸》《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系辞传》曰：“《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述的“子曰”是孔子对《咸》卦九四爻“贞吉悔亡”的论述，所谓“贞吉悔亡”，是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统一。正是由于“贞吉悔亡”问题的“未光大”和“未感害”，产生了“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现象。因为“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源之于“贞吉悔亡”，所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是对“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推定。这就是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是对“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现象的反思。那么，何以“天下何思何虑”的呢？是天地自在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的时空规律，在时空规律中，“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由此产生了人们对自身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这就是说，生命是存在的最大价值，由此引发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故“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应该怎样解决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呢？“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孔子以天地万物的生命运动透析人的生命运动，进而推定人的生命是“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的存在方式。所以，由九四爻引发的终极关怀进而推定了人的生命之理，九四之后，是“过此以往”，“未之”是《咸》卦的九五和上六所感，“未”，《说文》训为“滋味”，所以，“未”者，感觉也。“或知也”，“或”，《说文》训为“守”。《咸》感也，由感而守，“或知也”是知道《咸》卦九五和上六的道理并勤而行之，就会实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生命存在的境地，从而解决终极关怀问题。
孔子“尽性知命”的思想体系不但博大精深、而且简明易懂。《易》之《咸》表明，天地人三才之道溶于《咸》卦一体，《咸》卦取象于人体以承诺生命的主体性价值，以此形成的《周易》生命科学思想体系令人惊叹、引人入胜。正所谓“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系辞传上》）
可是，《咸》卦的这一逻辑严谨、思想明确，具有《易》理整体统一性的科学理论形式，却被后世学者解释的歧义百出，可谓途穷而不知其义。有甚于斯者，是现代学者对《咸》卦的断章取义，以此证明《系辞传》与孔子的无关。例如陈鼓应先生认为：“《系辞传》中又有‘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而这话更具时代特征，因此大部分学者据此而判定《系辞》成于战国末至秦统一之前”。（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第23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7月第1版）。显然，陈鼓应先生所谓“更具时代特征”的推定是指“战国末至秦统一之前”的那个战国纷争，秦统六合呈现出来的“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的社会历史形态。这就是说，时当战国末期的学者据于对时代的忧患意识写出《系辞传》中“同归而殊途”的这段文字，因孔子时当春秋，由此表明《传》不是孔子所作。这样一来，不但否定了孔子对《周易》的理论贡献，而且不能正确认识“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所具有的终极关怀的思想价值。
以史学进行的推定而误解“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始之于《史记》。史马迁由于不知《咸》卦的意义，从而以百家争鸣的历史形态引征了这段文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可见，史马迁是因‘天下一致而百虑”而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六家是“此务为治者也”，因六家之“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是为“同归而殊途”。显然，史马迁把《传》的“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改之以“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立论，并不是错抄，而是以此更为明确的指明“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殊涂”。其实，如果以《咸》卦推定“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因为这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是亘古而有的忧患意识，所以，以史学的时代性理路进行推定，这句话将形成于上古社会，即还没有形成《周易》的时代，显然这将产生悖论。由此可见，不能以“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作为史学的根据，用以推定社会历史形态，或根据社会历史形态推定“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的意义。显然，正确的推定是回到《咸》卦承诺的终极关怀的理性进路中，否则只能是断章取义，这已被二千余年来的易学史所证明。
儒学史表明，自孔子以后，后世儒家均不理解孔子以《咸》卦推定的生命科学原理，《荀子·大略篇》说：
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此论表明，荀子由于不理解《咸》卦的意义，因此把其推定为夫妇之道。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时为先秦的荀子以《咸》卦推定夫妇之道，由于误读了《咸》卦的思想，因此失落了孔子以《咸》卦推定的生命科学原理，并影响了后世的易学研究。（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证，请参考本书卷四）。
理解孔子作《传》解《经》的关健，是正确理解孔子的忧患意识。历史表明，正是由于误解了孔子始于终极关怀而作《传》解《经》的思想理路，才发生了对《周易》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易学史。因此，所谓易学史，是对《周易》研究百家争鸣而各立一说的历史。历史积淀的结果，《易》之学可谓汉牛充栋，但是，全面正确解读孔子作《传》解《经》而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者，可谓鲜矣！所以，易学研究也就在延续二千余年之后而余热不止，仍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灸手之热。易学史表明，易学并不是因为“《易》道广大”而产生，而是源于《易》道不通。是故，由终极关怀而贞正《易》道，以正本清源使易道相通，易学之要也。
孔子2000按语：此文原为鞠曦先生《易道元贞》一书之导言，收入本站时，题目为编者所加。
8 z& L7 i$ r( I9 H- _( p7 m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6-12-11 17:31:49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显身卡
发表于 2006-12-11 18: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