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 孙见坤

明白了它的性质，现在我们应该来解决《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了。

历来著录《山海经》时都说它是大禹或伯益所作，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山海经》的作者，反倒是《吴越春秋》中提到了这件事：

禹……巡行四渎……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而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也说道：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后世的学者大都不相信禹益所作之说。除了所记多异物、奇怪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中竟然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时期的郡县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仅凭这一点就要把《山海经》的生日定在汉代乃至汉代以后，则未免太过武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为《山海经》辩护道：

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也说：

书中所见秦汉郡名，则出于附益，古籍多然，不独此书矣。

后代的学者虽然怀疑《山海经》，但却对同样托名于大禹的《禹贡》却深信不疑。究其原因，不外乎《禹贡》被收入了煌煌圣典之一的《尚书》，而且它文体简洁严整，记录各地方的顺序一丝不紊，对于民族及物产中奇怪者一概不予记录，而且历代学者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可《山海经》非但奇怪杂乱，而且从郭璞、郦道元之后一千年，直到清代中叶才由毕沅对它进行了初步的考释。对比之下，便可知道学者们对待同样托名禹、益的《禹贡》和《山海经》态度上何以冰火两重天了。

但是《禹贡》的这种简洁严整，一丝不紊以及对奇怪事物的不予记载，实际上却是因为其成书太晚，大致已到了战国之世；而且又被儒家不断地削删改订，最后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相比之下，它对古史地理的记载，可信度大概还在《山海经》之下！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

这段话，千余年来治殷商史的学者基本上皆以其出自《山海经》而少于采信。直到近代殷墟甲骨的出土，王静安（国维）先生才依据甲骨文材料考证出这个“亥”，就是《吕氏春秋·勿躬》中的“王氷”、《世本·作篇》中的“骇”、《天问》中的“该”、《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商的先王。而他的名字在甲骨文中正作“亥”，其余的“氷”、“胲”、“该”、“振”、“垓”反倒是后世的讹误[1]。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山海经》——至少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最晚应当也已在春秋时代成书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窘境：我们即证明不了《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也证明不了不是他们所作。但我们却还有一条线索可抓，那就是图。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还占着主要的地位，故而《山海经》又称“山海图”，陶渊明的诗中也有“流观山海图”之句，连郭璞的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畏兽画”中之类的话。《山经》部分的文字条理性较强，应当是先有文字，后绘插图。而《海经》则不然，它的文字散漫似乎是先绘有图画，然后再作文字以说明之。图为主，文为辅，先图后文，这本身就表明了《海经》部分的古老，甚至在《山经》之前！而我们之前所举的那些古老的或是带有浓郁巫傩文化氛围的文段，也正是全部出自于《海经》！再结合我们上面对《山经》与《海经》性质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山经》与《海经》本身两部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海经》的年代远远早于《山经》。《山经》可能是初秋战国时以周都洛阳为中心所撰写的一部带有巫傩文化影子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海经》则可能是未经整理，或仅经初步整理的古代巫师记录。它们虽然不一定是禹、益所著，但很可能是身为部落酋长和巫师于一身的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2]。